幸运的罪

默塞·伊利亚德于1986年去世，享年七十九岁。去世前他是芝加哥大学一位著名的学者（神学院西威尔·L郾艾弗瑞杰出教授及社会思想委员会教授），宗教史方面的专家，同时还是一位知名作家。

他写作了约五十本书，其中有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戏剧、散文和其他数不清的文章。此外，他还发表了大量有关哲学和宗教的作品，长达四卷的《宗教思想史》应该算是他最负盛名的作品。

从在布加勒斯特的中学时代起，他就表现出了对知识、阅读和写作的痴迷。1921年，十四岁的他发表了第一篇文章《我是如何找到点金石的》。1928年在布加勒斯特大学获得哲学硕士学位后，他又在加尔各答大学学习了三年的印度文化和哲学。他认为印度之行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精神体验，后来他在《迷宫的考验》（1978）中这样写道：“在印度，我发现了那种后来被我称为宇宙宗教情感的东西。”

1933年，伊利亚德在布加勒斯特大学以一篇关于瑜珈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他被任命为当时著名的逻辑和玄学教授艾奈斯库的助手，并以教授“印度哲学中的罪恶问题”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伊利亚德被他的导师和朋友深深吸引住了，即使后来艾奈斯库成为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纳粹主义的宣传家，成为罗马尼亚极右民族运动——铁卫团[1]的狂热支持者，伊利亚德也始终没有改变过自己对他的敬仰。

在铁卫团被镇压之后，伊利亚德作为罗马尼亚当代文化界的重要人物以及铁卫团的支持者，受到了当权者的责难。但是，1940年他还是被任命为罗马尼亚公使馆在伦敦的文化参赞。一年后，罗马尼亚作为德国的同盟军参战，伊利亚德不得不离开伦敦被派往里斯本的罗马尼亚公使馆。

战争结束后，他仍然留在国外。他去了巴黎，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教书，直到1956年他在芝加哥大学安顿下来之前，他还曾经在欧洲的很多大学教过书。

20世纪80年代，他发表了自己的日志和自传，为我们了解他的生活和作品提供了有趣的视角。不幸的是，这些东西并没有阐明他在法西斯时期的思想和政治立场。在另一作品中，伊利亚德指出：“要想阐明事物的性质非常容易。”正如他在《迷宫的考验》中所写的，他更感兴趣的是“在一个非神圣化的世界里神圣者采取的掩护手段”，“很久以前我就已经下定决心，关于我相信什么或不相信什么，我要保持一种谨慎的沉默。”

1937年，伊利亚德在一本杂志上这样写道：“对我来说，墨索里尼是不是暴君无足轻重。我感兴趣的只有一点：这个人在十五年之内改变了意大利，把一个三流的国家变成了当今世界的强国之一。”那个时候，他是墨索里尼和科德雷亚努[2]的忠实支持者，是铁卫团的“陆军上尉”。他从年轻时代就痴迷于宗教和世俗之间的关系，但根本没有料想到自己的观点会产生可怕的后果。我们很难知道，在战后的那些年里他的观点是朝什么方向演变的。但是，我们从他的文字中可以看出，他对民主的西方模式始终持着怀疑的态度。

他杰出的学术著作拓宽了人们对神话、理念范型和宗教史的理解（这些都是他最喜欢的话题）。所以，我们一点都不应感到奇怪，虽然他一生坚持反共，作为学者的伊利亚德在一次访谈中还是欣然同意，“正确教义的卫士和阐释者，在日常生活中，是一个为人民带来和平和幸福的人”；“斯大林的神话揭示了人们对理念范型的怀念”。他还认为列宁墓虽然在本质上没有宗教性质，“实际上却发挥了宗教符号的作用。”在《迷宫的考验》中，他对上述这些话做了补充，他说，“任何一种‘堕落’都反映出一种迷乱的或者说盲目渴望的更高境界。”

伊利亚德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幽默感的人喜欢费德里克·费里尼的《小丑》其实并非偶然，他盛赞这部作品“再现了伟大的神话主题，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利用了某些重要的象征”。伊利亚德探寻着神圣性、魔法和神秘性，简直到了神秘化的地步。

如果他能在后期的自传中否定自己早年的立场，努力“阐明”他和极权意识形态的纠葛，无疑会让很多人感到惊喜。出版于1990年的最后一卷《日志》[3]本来可以成为他最后一个机会，但他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当然，这样的惊喜可能会在他尚未出版的文字中找到。但是在最近东欧政治变化的背景下，在那些引发并领导这场政治变革的令人敬仰的作家和艺术家那里也找不到这样的文字，这真是一件不幸的事。

我们知道，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那些站在“错误”立场——极权主义立场的知识分子不在少数。即使是现在，当东欧处于向文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仍然有不少声音在呼吁建立“正确教义”和“铁的纪律”，强调建立强大政权，树立神化的权威，等等。暴君小丑的幽灵再一次寻找着他的支持者们，时时纠缠着他的那些老仆人——那些随时为他荒唐的神性欢呼的凡夫俗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