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涌（1980）

七岁那年，我们举家去南法[1]度假。父亲斯特凡纳·莫罗的老家在贝迪拉克，那是蒙彼利埃附近的一个小村庄。一千八百个居民，一家面包房，一间啤酒屋，两座酒庄，一家木工作坊，还有一支足球队，这就是村里的全部。我们要去看望住在那儿的奶奶，她已经有好些年没离开过那儿了。

每次开车出远门，父亲总会叼起烟斗，穿上那件亮棕色的旧皮夹克。大半时间都在打瞌睡的母亲把一盘披头士的磁带放进录音机，转过身来对我说：“给你听，尤勒斯。”

《平装书作家》，这是我当时的最爱。我坐在她身后，情不自禁地跟着哼了起来。但音乐很快就被哥哥姐姐的争吵声盖过去了。姐姐拧了哥哥的耳朵一下，马丁——我们平时管他叫“马蒂”——痛得失声大叫，向父母告了状。

“让你打小报告！”丽兹又掐了一把马蒂的耳朵。

他俩争执的声音越来越大，母亲转过身去看了他们一眼。她的目光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杰作，马蒂从中看到了对他被姐姐捉弄的同情，丽兹则从中看到了对她有个爱小题大做的弟弟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母亲的眼神仿佛在暗示，这样的争吵完全没有意义，谁现在最听话，就会在下个加油站得到一个冰激凌作为奖励。于是，他俩很快就住了嘴。

“我们为什么每年都要开车去奶奶家呢？”马蒂问，“就不能去一次意大利吗？”

“因为就该如此，而且奶奶见到你们来看她，肯定会很高兴。”父亲一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公路，一边用法语说。

“才不是呢，她一点都不喜欢我们。”

“而且她身上有股怪味，”丽兹应和道，“闻起来就像破旧的皮家具。”

“哪里，她闻上去像发霉的地下室。”马蒂纠正道。

“不许这样说奶奶的坏话！”说话间，父亲开车经过了一个环岛。

我望向窗外，百里香和歪脖栎组成的灌木丛在荒地上绵延不绝。南法的空气中天然地有股香味，这儿的景色也比家里绚丽多了。想到这儿，我把手伸进口袋，玩弄起去年剩下的一枚法郎银币。

天色渐晚，我们终于来到了贝迪拉克。事后回想起来，这个地方就像一个成天打盹的老人，虽然有些沉闷，但总体上依然讨人喜欢。同法国南部的许多地方一样，这儿的房子也是用砂岩建造的。简朴的百叶窗和剥蚀的红瓦屋顶正沐浴在夕阳下。

我们的两用车在勒高夫大街尽头的一座房子前停下，车轮压得砾石咔咔作响。房子的外墙上爬满了常春藤，屋顶有些破损，散发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息，闻上去满是岁月沧桑的味道。

父亲第一个下车，迈着轻盈的步子走向大门。套用一句人们常说的话，那会儿正是属于他的时代。三十来岁的父亲黑发浓密，待人总是彬彬有礼。我常能见到邻居和他的同事们围在他身旁，神情专注地听他说话。奥秘在于他的声音：他嗓音柔和，从不故作深沉，音调不高，重音也只是轻轻带过，却能像隐形的索套一样把听众牢牢拴在自己身旁。作为一名会计，他深得众人喜爱，但他的心里却只有家人。每个星期天，他都会为全家人做饭。他总能腾出时间陪我们，脸上总是洋溢着大男孩般的笑容。直到多年后再看他的照片，我才发现他当时就有些不对劲。他的脸上有一丝痛苦，或许还有一丝恐惧。

奶奶出现在门口。她歪着嘴，几乎不看她的儿子，仿佛是因为什么事情心怀愧意。他俩拥抱了一下。

我们几个坐在车上，望着眼前这一幕。据说，奶奶年轻时是游泳健将，也是村里的红人。这一定是好久之前的事情。她的双手已经使不出什么力气了，脸上也爬满了龟甲般密布的皱纹，孙辈的喧闹声更是让她难以忍受。小孩子都很怕她，也害怕走进这座糊着过时的墙纸、支着铁架子床的破房子。父亲为何每年夏天都要来这儿，绝对是一个谜。“他似乎必须每年回一次那个令他饱受屈辱的地方。”马蒂后来有一次说。

但这儿也有清早的咖啡香，有洒在客厅瓷地砖上的阳光。马蒂和丽兹去厨房取餐具，弄出一阵轻微的碰撞声。父亲认真地读着报纸，母亲则细心规划着当天的行程。之后则是山洞探险、骑自行车和在公园里玩滚球的时间。

八月底，贝迪拉克终于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葡萄酒节。每天晚上都有乐队演奏，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烤肉的味道弥漫在大街小巷。我和哥哥姐姐坐在议事厅高高的台阶上，望着大人们在村里的广场上载歌载舞。我手里拿着父亲交给我的相机。这是一台昂贵而笨重的玛米亚[2]相机，我的任务是用它拍摄节庆场面。我把这当成我的荣幸，因为父亲不会轻易把相机交给旁人。就在他风度翩翩地牵着母亲穿过广场时，我骄傲地按了几下快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