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逝的时光（2005—2006）

阿尔瓦的礼物我没有打开。那次见面后，我多年来潜藏心底的希望彻底宣告破灭。我继续用习惯性的冷漠回应着命运。接下来的一段时光就像一团废纸，毫无意义可言。

直到两年半后，我才再次听到她的消息。那会儿，我已经和诺拉在一起了。她是我以前的同事，来自布里斯托，跟我一样很害怕生病。只要电视里一出现关于恶性疾病的报道，我们就抢着换台。对我在寄宿学校里度过青少年时代这件事，她一点都不感到奇怪：“我第一次见你吃饭时那副狼吞虎咽的样子，就在心里想：这家伙不是牢里出来的，就是在寄宿学校待过。”当时，诺拉刚刚回英国参加为期三个月的实习。临走前，她不停地暗示我。虽然我不像她爱我那样爱她，但这对我来说已经不重要了。

在公司里，我被擢升为演出部的负责人，经常到欧洲各地出差，观看那些从小样上看起来前途无量的乐队的演出。这是份美差，有些年轻的同事一直对我的升职耿耿于怀。为什么派尤勒斯做这件事情，他们问。在他们看来，我缺少激情，跟不上时代。但我的老板一直很支持我，而我签下的乐队也的确取得了成功。我从不会签那些一看就很有天分的艺术家，因为这样的人实在太多了。我要找寻的是那些想要成功的乐队和歌手。他们至少要拿出比我当年做摄影师时更大的决心。我坚信，人必须逼迫自己，才会有所创造；幻想可以改变，意志却不能转移。真正的天赋在于意志。现在我明白，让我的年轻同事们恼火的正是我的这种理念。

那时，丽兹和托尼已经成了好朋友。姐姐经常和托尼一起逛跳蚤市场，去看他的魔术表演，还让托尼开摩托车载着她同行。但只有一个话题从未被提及。

“你俩之间有什么进展吗？”有一次，我这样问她。

“别胡说八道，托尼太矮了。”

“也就比你矮几厘米嘛，你就对这个耿耿于怀？这也太肤浅了吧？”

姐姐看着我，像是在说你根本就不懂。“没用的，他跟我不合适。”

我知道有一天晚上，丽兹吸了点什么，超出了身体能承受的量。在她的嘴里，这不过是“一段小插曲”。当时她找不到我，绝望之下就给托尼打了电话。托尼很快赶了过来，在她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一整晚。

“有一次，我对她说，我爱她，一直如此。”托尼后来跟我说，“你姐姐说，她早就知道了。于是我说，我不指望得到任何东西，只是想把话说清楚。”说到这儿，他笑了，“我说，只要以后能让我稍微照料一下她，我就心满意足了。你知道吗？”托尼盯着我说，“我做到了。当然，能得到更多自然最好，但现在这样也算可以了。”

“过几个月，等她交了新男友，我再把这番话复述给你听听？”

“还是别了吧！”

当时，丽兹已经在一所中学里找到了固定的教师职位。一次吃晚饭时，她跟我说班上有个学生偷偷给她写了好几封情书。“他是班上学习最差的孩子之一，”她说，“写‘感觉’这个词的时候总会落掉一个相同的字母。太可爱了，是吧？”姐姐像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笑了。

这个笑容使我想起一个被遗忘多时的场景。

我经常想到阿尔瓦，想到与她在慕尼黑的那次会面。起初，我以为只是我感伤的老毛病又犯了，后来我才发现，一再出现在我脑海里的不是阿尔瓦，而是她提的那个问题：父母双亡后，我们姐弟三人第一次去寄宿学校，那究竟是一种怎样的感受？

现在，这幅画面就像宝丽莱胶片上的影像一样，从无到有慢慢浮现在我眼前。

二十多年前，在通向过往的时光隧道里，我和哥哥并排坐在车后座。开车的是海伦妮阿姨，丽兹则坐在副驾的位置上。想到即将去寄宿学校生活，一路上我都闷闷不乐。我不停地回忆起父母的葬礼，想着他们的骨灰盒被安放进那两个小洞穴的场景。

车窗外，冬天的大地寸草不生，最后一缕日光渐渐消失在天边。就在这种阴郁的气氛中，姐姐谈论起了我们的新家。

“我敢打赌，那儿肯定要穿校服。”她说，“女生穿衬衫和裙子，男生穿西装打领带。”

“我不喜欢西装，”马蒂搭话说，“也不喜欢领带。”

“那儿的食堂肯定很大，”丽兹接着说，“而且肯定有游泳池。体育场里可以打网球，说不定还能打板球。”

“我不喜欢板球。”这几个星期，马蒂每说两句话，就有一句是以“我不喜欢……”开头的。“你是怎么想到板球的啊！”他质疑道，“这玩意儿只有英国人和印度人还在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