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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的危险在于行走，倒不是怕他摔跤，而是明显地看出他走路实在吃力。在家里上下楼梯当然会有人扶他，虽然他自己一个人也行。问题是真正需要搀扶的时候，他不让别人这么做。

“谢谢，”他总是这么说，“我自己能行。”

有一天却不行了。他正想独自下楼时，突然觉得天旋地转。“我两腿一软不知怎么就摔倒在地，失去了知觉。”他告诉一个朋友说。更糟糕的是，他侥幸没有摔死是因为他在楼梯口就昏厥过去，由于身体太轻，没有继续滚下楼。

堂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上次来将军住所后留下了马车，加斯特尔邦多大夫赶紧用这辆车把他送到圣尼古拉斯峡谷，替他在宽街安排了一间敞亮通风的卧室。半路上，他左内眼角开始淌出黏稠的东西，使他很不舒服。他什么都不理会，有时念念有词，像是在祈祷，其实是在整段整段地背诵他喜爱的诗歌。医生用自己的手帕替他擦干眼睛，将军一向注意仪表整饬，现在居然让别人代劳，使医生觉得吃惊。快进城时他才清醒，因为一群惊牛几乎撞上他们的马车，最后把教区神甫的四轮车掀翻。神甫从车上给甩了出去，但随即一跃而起，浑身连头发都沾上白色的尘土，前额和手上满是血。将军惊魂甫定，继续上路，投弹手只得在前面开道，让那些闲逛的行人和光屁股的小孩闪开，他们只想看热闹，根本不知道车上那个形容枯槁的人是谁。

医生把神甫介绍给将军，说早在主教们在讲道台上大肆攻击将军，指控他是淫邪的共济会员，把他逐出教会时，那个神甫就是将军的少数支持者之一。将军似乎不明白出了什么事，只在看到神甫长袍上的血迹之后才清醒。神甫请将军施加影响，不准牛在城里乱跑，路上有这么多车辆，不出事故简直不可能。

“别自寻烦恼啦，神甫阁下，”将军连看都没有看他说，“全国都一样。”

上午十一点钟的太阳直勾勾地晒着廓落大街的沙地，整个城市都反射出热气。将军感到欣慰的是不必在那里长住，只要调养一下就可以离开，然后挑一个大风大浪的日子出海航行，因为法国医书上说晕船有利于排除胆汁，清理肠胃。他很快就恢复了，但是要等船和坏天气却不那么容易。

将军没有精力参加任何政治或社交活动，偶尔接待一些客人，也都是路过该城向他告别的老朋友，他为自己的身体不听从愿望而生气。他借住的房子在十一月份之前还是凉爽舒适的，主人把它布置成了一个宽敞的家庭病房。堂巴托洛梅·莫里纳雷斯是被战争毁掉家产的许多人之一，战争给他留下的只是邮政局长的职务，十年以来一直没有薪俸。他为人十分宽厚，将军从上次路过这里开始称呼他大爷。他妻子是个自得其乐、具有强烈母性的女人，整天织花边，卖给从欧洲来的轮船上的人，价钱不坏。但是将军来后，她把时间全用于照顾将军了，甚至同费尔南达·巴里加闹了些小矛盾，因为她相信橄榄油对肺病有好处，要在将军吃的豆子里加橄榄油，而将军出于感激硬着头皮吃了下去。

那几天最使将军烦恼的是泪腺流脓，他情绪大坏，终于同意用母菊浸液滴眼。他参加玩牌，暂时排遣傍晚的愁闷和蚊虫的骚扰。他生平做事难得后悔，但有一次同房东夫妇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谈论时，感慨万分地说一项满意的协议比赢得一千次诉讼更可贵，使房东夫妇大为诧异。

“在政治问题上也这样吗？”莫里纳雷斯问道。

“在政治问题上尤其如此，”将军说，“我们没有同桑坦德妥协，结果大家都受到损害。”

“只要有朋友，就还有希望。”莫里纳雷斯说。

“完全相反，”将军说，“毁掉我光荣的不是敌人的背信弃义，而是朋友的卖力。是他们使我陷入奥卡尼亚国民议会的灾难，卷进了君主制的麻烦事，他们先是怂恿我争取重新当选，后来又用同样的理由劝我辞职，现在又把我困在这个国家，一筹莫展。”

雨下个没完，潮湿开始使记忆出现了裂罅。气温很高，晚间也不减退，将军的衬衣老是湿漉漉的，一夜要换好几次。“我像是待在蒸笼里。”他抱怨说。一天下午，滂沱大雨形成的洪水似乎要把房屋都卷走，将军在阳台上坐了三个多小时，看水流挟带着贫民区的断砖残瓦、家用器皿和动物尸体在街上流过。

城防司令胡安·格伦少校在大雨中跑来报告说他们逮捕了一个在比斯瓦尔先生家帮佣的女人，因为她把将军在索莱达剃下的头发当作圣物兜售。将军听说他的头发都成了买卖的商品，又勾起了伤心。

“我仿佛已经被当成死人了。”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