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 苟且偷生 第2章 云霄飞车

卡伦于11月19日住院，待了一个月。我去看她，她交给我一叠她以前写的记忆中的事。给我这些似乎令她颇为尴尬。当我一开始读它，我立刻被一段残酷、恐惧、充满毁坏终而幸存的人生所吸引。

从笔迹、错字、随意使用标点符号的状况来判断，她写得又快又急，仿佛受到某种压力。

关于我爸

我爸，他恶心，令人讨厌，不成熟，懒惰，散漫，有毒瘾，爱偷东西，喜欢敲诈，没品位，不可靠，性变态。他满脑子都是性。他老是喜欢挑逗我的女性朋友。他曾给我朋友一角钱，要她们10年后打电话给他，学几堂爱情课。我讨厌他。他经常虐待我，无论生理或心理。他让我觉得很不安，觉得自己很丑，没人要，一无是处。他总是叫我娼妓、婊子、淫妇、贱货等等的。他不曾说他爱我，也从不拥抱我，但我也不想让他抱。不管什么事他都爱发牢骚，没有一件事不靠我祖父母帮忙。他还把没钱怪到我头上。这人有病。他没救了。他老对我说“我欠他这条命”。除了自己，他不关心任何人，甚至还把我妈当女佣和性机器对待。直到现在，他还要我妈每天早上帮他穿袜子。

我爸曾叫我们脱掉衣服，躺在床上；把我们的手绑在床头板上，然后用皮带——有金属头那一边——抽我们。我们哭喊得越凶，他抽得越起劲。所以我必须学会控制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我得活下去。然后他会去起居室开投影机，看色情电影。我爸和我妈经常为这些电影吵架。我爸跟我妈说，他要教她正确的做爱方法。他们两个都让我觉得好恶心。我们明明就在隔壁，也听得到，他们怎么就这样讨论起来了？在我5岁到16岁这几年间，每个礼拜平均被打3到5次。我总觉得感情受创，希望爸妈死掉。我向天主祈祷，求他帮忙，但啥也没用。我没办法信任别人。我希望我可以死。我想逃走，但我怕万一被他们找到，他们会杀了我。

除了这几页，她还给我另一张纸，但字迹截然不同（相较于前几张的潦草字体，这张是用印刷体写的）。这是写给我的，她问道：

我可以信任他吗？

我该告诉他什么？

他会放弃我吗？

他会背叛我吗？

我有可能好起来吗？

痛苦真的会消失吗？

万一我失控崩溃了怎么办？

他要怎么帮我扛过这一切？

我怕贝尔医生。

※ ※ ※ ※

某个阴沉的傍晚，卡伦还在住院，我在郊区的与人合办的办公室。结束当天最后一名病人，我没来由地感到一阵惊慌。和过去7年一样，我望向窗外，看着第95街缓缓移动的车流，心想自己再不离开这里，往后20年都将看着同一幅景象。我当下决定将事业重心完全移到芝加哥闹市区。我和城里的心理学家相处起来比较自在，但若以创业的角度来看，从郊区开始似乎是比较实际的做法。城里的精神科医生、心理学家、临床社工多如过江之鲫，尽管我受过良好训练，但缺乏实际经验令我很难受病人青睐。而在郊区（特别是南边这一带）少有训练水准与我相当的精神科医生，因此比较容易有病人上门。还有就是，郊区的病患几乎都有不错的医疗保险，至少比保健组织（HMO）为城里白领阶层规划的好得多了。

既然我感觉自己已准备好进军大城市，于是便拜访几位在城里大学教学医院任教的同行，看看有什么兼职机会。我得到了一个跟住院服务部头头一起工作的机会（我曾在此经历了高级专科住院实习期[1]），希望能借这个职务转介病人到我的私人诊所，好弥补我不在冈萨雷斯那里工作后流失的客源。

我在城里的诊所跟南郊区那边很不一样。绿色天鹅绒长沙发占了一整面墙，沙发一端是我的专属埃姆斯[2]椅（病人在沙发区讨论问题时，他们刚好看不见我），沙发上面挂着四幅鸟与蝴蝶的中国国画。我的埃姆斯椅对面摆着一张白绿花纹折叠椅，折叠椅后方有张安妮女王朝代的桌子，桌旁是矮橱；越过矮橱（高度约莫在病人的头顶上方），正好可以看见我的杰斐逊电子钟，这座钟的时针分针看起来仿佛飘浮在空中。我的精神分析师也有一座，我去过的精神分析师办公室大多都有这么一座钟。我不知道这个小传统从何而来，但我觉得我有义务遵守。地上的东方地毯也呼应房里的色调。有着刻花玻璃门的书柜占去沙发旁的那堵墙，而对面那片墙（紧邻我的椅子）则嵌了一扇可从40楼凭栏俯瞰湖滨公园的大型落地窗。

几位从南郊区转来的病人认为这里的环境令他们有压迫感，但我却觉得舒服自在。若无意外，卡伦应该会同意随我转到这处新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