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夜与雾 13

去年元旦的前一天，在南郊的宴春园，我们请小秋他们吃饭。守仁也来作陪。席间，不知为什么，守仁向小史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他问她，是否曾在梦中见过下雪的情景。小史认真地想了想，说没有。守仁又挨个地询问了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说没有。轮到我的时候，我只能说实话。因为我不仅时常梦见下雪，盖了三床被子，都觉得冷，而且在梦中，雪下起来就没完。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可我隐约感觉到，梦见下雪，也许并不是什么好事。

十二月中旬的时候，我在第一人民医院做了第二次胸部的穿刺。一直没敢去询问结果。可医院还是给我打来了电话。我问他们，是好结果，还是坏结果。对方迟疑了一下，说，他也不清楚。只是嘱咐我尽快去医院。我知道有点不太好。

那天晚上，当守仁端起酒杯，站起来，要跟我一个人喝一杯，并开玩笑地说，我和他同病相怜的时候，我的心里其实充满了感激。也多少有了点安慰。可没想到，他竟然死得比我还要早。

元旦后上班的第一天，我在律师事务所一直熬到下午三点。最后还是决定去医院撞撞运气。其实，我也知道，答案几乎是铁板一块了。接待我的，是一个姓吴的老大夫。是个主任，看上去慈眉善目的。她问我家属怎么没有来。我的心就不由得往下一沉。为了早一点知道结果，我就骗她说，父母早已不在，而且没有成家。大夫又问我多大年纪，在哪儿上班，随后犹豫了一下，将CT的光片，一共四张，依次贴在隔断的玻璃上。她耐心地告诉我，肺部的那些浸润性的斑影，在医学上可能意味着什么。她说的是可能。但又不无忧虑地告诉我，她担心肺部的病灶并不是原发的。我就壮着胆子问她，这么说，是不是就意味着细胞已经转移。吴主任再次强调了“可能”这个词。她的结论是：有点麻烦。她嘱咐我尽快办理入院手续。越快越好。

我已经记不清自己是如何从医生的办公室走到电梯口的。我只知道，电梯上上下下，在六楼停了七八次，我都忘了上去。尽管在去医院的路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最坏结果的准备，可当时心里还是很害怕。害怕极了。最后，电梯再次停了下来，从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是春霞。

她怀里抱着一大摞病历，一见到我，似乎也被吓了一跳。很快，她定了定神，冷冷地笑了一下，用地道的北方话对我说：

“呦，庞大律师，怎么了这是？怎么有空亲自来敝院指导工作？”

春霞站在电梯口，足足看了我半分钟，然后轻轻推了推我，笑道：“你到底是怎么了？傻啦？”

又过了好一阵子。她问我，愿不愿意去二楼她的办公室坐坐。我答应了她，甚至心中还生出了些许暖意。我对人的邪恶总是估计过低。由此犯下了一生中可能是最严重的过失。她让我稍等她一下。她要去办点事，一会儿就回来。

我真的在楼梯口等了她十分钟。随后，我跟她下到二楼，走进了护士站旁边的一个值班室。

她让我把大夫的诊断书给她看。很快，她就仰天大笑起来：“呦，恭喜你呀，你这是中了大奖了呀！”

她问我是哪个大夫给瞧的病。我告诉了她。纯粹是一种不假思索的条件反射。她立刻就给吴主任打了电话，嘴角一直挂着笑。等到她放下电话，就装模作样地问我是什么时候发现胸部不适的，肋间的疼痛感，一般持续多长时间，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已经明确地察觉到她说话时语调中所隐藏的喜悦与快意，认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猎物任人摆布的事实，可我还是对她最终的悲悯抱有希望。

另外，我也本能地意识到，既然在接下来的一个时间段中，我还得在她的势力范围内接受治疗，必须尽一切可能马上与她和解。所以，我还是认真地回答了她的所有问题。毕竟，第一人民医院是鹤浦最好的医院，也是我的合同医院。我怎么都无法逃过她的掌握。

软弱和幻想，当然也有恐惧，让我乱了方寸。春霞把一包打开的话梅递给我，问我要不要吃，我正有点迟疑，她的脸突然又变得狰狞起来。

她说，真是苍天有眼！

她说，她的预言从来都丝毫不爽！

她说，一报还一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她还说了别的。可我这会儿已经记不清了。她见我呆呆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就把椅子拉近了一些，笑着对我道：“不管你的病有多严重，你都无须担忧。”

“为什么？”她的话又让我感到了一丝希望。我像个傻瓜一样地问她。

“你多牛啊！有的是办法！有的是路子！对不对？上帝也怕你！找你的刑警姘头去啊，实在不行了，你还可以让黑社会老大出面，直接解决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