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是同根生

曲罢一声长叹，叹宵光何限。共倚雕阑，蒹葭雾锁云程断。空对着影珊珊，月映琅野，惨凄凄树咽秋蝉，冷超應落叶声残，泪眼孜孜相看。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

悠悠箫声浸润在清凉的夜色中，吹的是《满《梦中缘》中一段，那细腻清丽的曲调，将门外喧嚣的声浪隔断，把世界变得水一般的静。小院里树影婆娑，东侧粉墙依然，西侧紫藤依然，只是那粉墙已然斑驳，紫藤巳显零乱，月光下，显出难以掩盖的破败来。

花厅亮着灯，箫声从里面传出，使人有隔世之感，然而利用游廊巧妙改建成的小厨房和里面散溢出的肉末炸酱的香气，则给这《满庭芳》平添了一层戏谑浪漫之气。《满庭芳》曲牌属北曲正宫，曲调当顺畅柔美，极少跌宕，今日这箫却吹得晦涩匆忙，宫商错乱，似辗转不安的狐兔，又似断续纷杂的急雨，浮躁中还多了几分难耐。

我提着行李绕过曾是开满芍药花如今变作下水池的土台，钻过晾满各色衣衫的铁丝，向灯光走去。花厅的门虚掩着，门缝里透出久违了的气息，这种气息无时无刻都在这个家族的各个角落存在着，虽然时光荏苒，社会更迭，却仍旧顽强执拗地存在着，熏染着来到这里的一切人和物。尽管我身着九十年代的服装，进门前也是满脑子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自进入这箫声与月色相溶的小院，浑身的燥热便立即退去，沸腾活跃的思考也仿佛化作固定的符号，在脑海中淡化，隐退，浸来的是淡淡的哀愁和悠久的凝重。我惊叹角色的转换竟会这般快捷，甚至惊叹离家这二十五年，风浸尘淫，对我无多的改变……我在门口久久地站着，看着坐在绣墩上的吹箫人，如那粉墙与紫藤，我作女孩儿的时候他便坐在这里吹，如今依然如故，多少年了啊！

我叫了声七哥，箫声倏然而止，舜铨回过身来看见我，说，噢，是舜铭吗？我说是，就走过去坐在他对面的椅子里。舜铨比我上次见时又老了一些，色泽润洁的皮肤上已有老年斑出现，稀疏的头发也再寻不出一根黑色，然而细髙的身材依旧挺拔，儒雅持重之气依旧贯穿于举手投足之间。他长得很像他母亲，他的母亲是安徽桐城世族，颇有学问，人也长得美，对子女要求相当严格。我家家道衰落后，一切家务均由他的母亲主持，她谆谆教诲身边子女，要他们立德立言，作有用之人。父亲有三房夫人，十四个子女，舜铨在哥儿中排行老七，我在姐儿中也排为老七，我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祖父为清廷显贵，有爵位承袭，曾给后辈留下了占了半条街近三百间房屋的偌大府第，和东直门外长着百余棵高大白果树的大片坟地。辛亥革命后，皇恩再不浩荡，奉禄亦如云烟，如所有满清大家族一样，家庭境况急转直下，迅速衰落，到了我出生的时候家财已所剩无几。后来经“文革”的浩劫，更是山穷水尽，四壁萧然，连吃饭也成了问题。所幸后有政策的落实，部分房产和查抄物品的归还，才使舜铨有了这五间花厅和这座荒废的小院。旧时，小院是东花园的一隅，惟其能幸存是因为我母亲和舜铨一直住着，前面的正房和庭院早已被拆毁，代之以某单位的家属楼，朱红的大门和精美的石狮也早不知去向了。

舜铨整大我三十五岁，从我在这座宅院中降生到二十岁离家，在我的生活中始终有他的影子。“文革”中他被剃了阴阳头，一条街一条街地游斗，我便狗一样跑前跑后地跟着，在心灵上承受着同样高帽木牌的重压和皮带的抽打。什么也不为，就因为他是我的哥哥，因为他是个不会害人也不会防人的人。他对谁都温良恭俭让，对谁都抱以孩子般的纯真，包括那些烧他字画的红卫兵，他曾商量着请求人家，能不能把他的画烧了而将张大千、溥心畲、徐悲鸿等朋友的画留下，红卫兵说不成，他说那就只好烧了，以他之拙作，能与这些精品同化庄周蝴蝶也算幸事。舜铨每天晚上都吹箫，顶着阴阳头的时候也吹，所吹多是清末戏曲家张坚的《梦中缘》，“离愁两地何日接幽欢”。当时家中老辈仅存我母亲一人，听到箫声母亲便摇头叹息，说老七又想四咪了。

我的归来使舜铨很高兴，他问我西北是不是已经下雪了，榆林还有没有骆驼等等，我一一作答。昏黄的灯下，兄妹相聚，语言虽淡，却渗透着至爱亲情。舜铨说，舜锘回来了，从台湾经香港过来的，在北京只待三天。我问是否携着夫人，舜铨唔了一声。

舜锆是大哥，长子，如果清廷依旧，该是爵位的继承人。但这位长子却早早地造了反，二十年代末便离家出走，加入国民党，加入军统，成为国民党军界一名权利炙手可热、双手沾满共产党、进步人士鲜血的人物。外界无人知晓他还有过舜焐这样一个名字，这个名字在他的档案中或许还能查到，然而他那众所周知的“大名”在我们家里却从未被任何人叫起过。“文革”中最让舜铨吃苦的就是舜锫了，那时候他在台湾干“反共救国团”干得正上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