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穿花格子上衣的电视导演拿声拿调地嚷了一嗓子，场内的灯光全亮了，晃得人睁不开眼。郑丽荣下意识地把手搭在前额上，她在地里干活，迎着太阳看东西时常这样。

“达来（谁）？”

“花格子”不客气地朝她一指，白眼珠扫了她一眼。她顿时满脸通红，把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她不明白“花格子”何以把她叫“达赖”，也搞不清楚那个西藏喇嘛和她的举动有何种联系。左右看看，20个同伴前后两排直挺挺地坐着，个个都庄严肃穆得如庙里的菩萨。唯有李秀兰，正微妙地偷偷地用舌头舔嘴唇，并且力争将左侧脸颊受光，因为那面有一颗浅浅的酒窝。

今天早晨，她和其余二十人分成一组，乘车来到电视台摄制棚，与日本观众见面。带队的说了，每人只给几分钟，谁有什么遗留物品，身体记号和记得的血亲姓名都要争取在这几分钟里交待清楚，既简明扼要又不失重点，事先务必做好充分准备，说什么最好心里都演习好，免得到时紧张达不到目的。播出时间是上午8点半，是家庭主妇收看电视的最佳时间，效果最好。寻亲公开露面只此一回，以后再不安排，因此又可以说，今天电视台的实况转播是整个来日活动的中心与高潮。

机不可失。

郑丽荣身上汗津津的。屋里有冷气，她还冒汗，由不得她。在国内别说上电视，就是看电视也是有数的，全村137户，有电视的只有16家。她不知这些人将如何被编到那个框框里，还可以说，可以动，可以随意地朝外看……前边，两侧、背后，甚至头顶上都有灯，烤得她心慌意乱，有些坐不住了。

“花格子”又发脾气了，这回不是跟她，是跟摆弄电灯的那拨子人。

好不容易摄像机转起来了，一个抹着红嘴唇儿的女人对着镜头说了半天，大家便开始逐个儿亮相了。

最先走出去的是孙树国，晃着熊一样的块头来到事先预备好的椅子前，身子大，椅子小，显得挺滑稽。有人轻声发笑，窘得他手脚没处放，一个劲儿地用手拨拉耳朵。大概他自己也觉着这副傻模样出现在电视屏幕上倒人胃口，便力争又挤出些笑来。嘴角刚往上一推，又想，与亲人失散，饱受战争之苦该是件悲哀痛心的事，岂能面对观众嬉皮笑脸？可忧悒的表情怎么做？分寸怎么掌握？蹙盾？咧嘴？啜泣？抑或娘们儿家式的嚎啕？哪一种他都做不出来，那场战争于他是太遥远了。人们常用“光阴茬苒，往亊如烟”这样的词来形容过去，形容时间的流逝，而他连那淡淡的烟也没有。中国，给他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工作、老婆、孩子，座落在雍和宫身后永康胡同里的小黑门，以及送到嘴边的喷香的炸酱面……但他却是日本人，家乡日本只是在教科书里出现过，在文艺作品里出现过，虚幻漂渺又令人难以琢磨。有人说，日本人对故乡的眷恋之情，对祖先的虔诚精神并不亚于中国人。两国都有“叶落归根”的说法，都有清明上坟的习惯，连7月祭奠亡灵的“盂兰盆会”放河灯都是一样的。对家乡和祖国的热爱是一种执着又纯真的感情，这种感情中日人民是共一的。

生身母亲在离开他时未留下任何痕迹，无论是姓名还是衣物。与母亲分手时，是他出生第三天的日子，按中国孩子的习惯是“洗三”命名的日子。这一天，是孩子和家人的吉庆日子，接生姥姥烧满满一铜盆水在炕当间一放，七大姑八大姨围着，说着吉祥话儿往専扔铜子儿，再由姥姥解包，将孩子托在手上进行沫浴大礼。姥姥一边洗一边念叼：“洗洗头，荣华富贵似水流；洗洗腰，官封三品坐大轿；洗洗腚，结结实实祛百病……”被洗的孩子往往此时手舞足蹈，蹬踹打挺儿，亮起嗓门干嚎。此举谓“响盆”，为大吉之象。而他在被中国姥姥托起的时候却给这家人来了个大窝脖儿，非旦闷着没出声，未造成“响盆”效应，反而翻起白眼儿来，而且翻得极有花样，那双小小的黑眼珠在呼噜呼噜的喘息中变成了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小月牙儿，任那位老太太在他那该“祛百病”的位置上怎么拧，也不归位。为此他的养母阢陧不安，恐惧而骇然。他的养父，利发祥布铺的孙老板亦紧蹙眉心，忧郁而不快。现在想来，当时他未随波逐流地去凑什么“响盆”的热闹实在是太有远见了，至少母亲和那位姥姥心里明白，“洗三”对他来说已无实际意义，他已是6天的婴儿，早已错过了人生那个吉庆的时刻。在他本该“洗三”那日，他正被接生的石姥姥由哈尔滨日本难民营偷偷抱出，赤条条地揣在怀里，直奔松江产科医院而去。利发祥老板太太今日生产，却是死胎，孙太太是个精明人儿，运筹于产床之上，买通医生，托石姥姥在外头速寻男婴，以遮人耳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