拗相公的深情

少年离别意非轻。老去相逢亦怆情。

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

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

欲问后期何日是，寄书应见雁南征。

——王安石《示长安君》

王安石的大妹王文淑，封长安县君。据说她“工诗善书，强记博闻”，又“不自高显”。

写此诗时的王安石已四十岁，即将出使辽国，年届不惑，为个人与国家而奔波，风尘仆仆。而长安君也随其丈夫张奎远宦，兄妹俩聚少离多，是以诗中语句颇见伤感。“少年离别意非轻”，这里是追述，因为王氏兄妹其时都已不算少年——古人对青春的界定，比今人更加严苛，是以多感伤青春之作。李贺有“我当二十不得意，一心愁谢如枯兰”这样的诗句，在弱冠之年就深悲不遇，令人感慨。

古时的人都早熟，成名也相对早。王弼去世时不过二十四岁，王勃写《滕王阁序》时，传闻其不过十余岁，这或许有点夸张，但王勃最终也不过在尘世逗留了二十五年。如果古代读书人年近而立仍默默无闻，他们大都会表现出一种紧张感，这种紧张感发诸诗文，不免牢骚或伤感。

古今异辙，今人过知天命之年，仍可被冠以“青年”这一称号，或于古人“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的悲戚，在体悟上不免隔了一层。

少年情绪饱满，离别往往引发悲伤；而到了久历风波的中老年，相逢却不能带来欢欣。生命中这种令人窒息的伤感，被王安石轻描淡写地植入这十四个字里。

龚自珍说“我论文章恕中晚，略工感慨是名家”，龚氏所处之世，人人侈言盛唐诗，他却主张不能偏废中晚唐诗，强调“感慨”这一作诗制文的诀窍——此前赵翼也说“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二者语异意同。不过，龚氏本人说“欲为平易近人诗，下笔情深不自持”，而像王安石的《示长安君》《过外弟饮》，却是“下笔情深也自持”。更高一筹的诗，应臻此等境界。再如李商隐《荆门西下》所云“人生岂得轻离别，天意何曾忌崄巇”，将离别、崄巇之苦，沉静出之，别具思致。礼主节，乐主和，古人诗文也不与经传精神分途。

颔联“草草杯盘共笑语，昏昏灯火话平生”，足见兄妹二人生活清简及感情之深。“昏昏灯火”四字，显出深人的详谈，不只是普通兄妹的拉家常，隐喻的是两人对对方生命的深刻理解。颈联“自怜湖海三年隔，又作尘沙万里行”，出句“湖海”带出地理距离上的远隔，对句“尘沙”则是作者忧心即将到来的远行。溯其源就不难发现，此联之意，正自老杜的“海内风尘诸弟隔，天涯涕泪一身遥”两句化来。

有意思的是，苏辙后来出使辽国，苏轼赠诗《送子由使契丹》说：“沙漠回看清禁月，湖山应梦武林春。”也用了“沙”“湖”二字。这两个字呈现辽宋两国的地理特征，一湖一沙之间，寄寓了前途茫茫的瓠落之思，以及诗人对国运兴衰的牵挂。

尾联说后会无期，只能寄雁传书以叙亲情。雁南征时已是秋季，也就是说，当你收到我的书信时，时光又无情地向前推移了。这两句把首联的“怆情”往深推进一层，与杜甫《赠卫八处士》末联“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异曲同工。

总体看来，《示长安君》一诗平易近人，无深僻典故，无百转千回之变化，但字句流转之间，又予人无限余响。

王安石的经学思想，多有惊骇怪异处，他的新经义颁行后，无法在学理或情感上服众。至于其他散论，也每有惊人句，有时亦令人难以根据情理寻绎，比如他讥诮司马迁的《史记》把作为布衣的孔子列入世家是自乱体例。这个观点，就被清人王鸣盛批评为不懂“贵贵尚爵”之义。王鸣盛的说法是对的，把孔子列入世家非但不是《史记》的弊病，反而体现出司马迁卓绝千古的眼光。

《礼记·大学》说：“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按照王安石“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治国思想，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聚敛之臣。他当权后，使宋室“强中央、弱地方”的痼疾加深，其青苗、保甲诸法，令国家府库充实，但民生愈加凋敝；更有甚者，所进用的多为刻急严苛、寡情少恩之徒，这深度恶化了北宋吏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熙宁新法的施行，不独是王安石一人推动的结果。朱熹认为：“新法之行，诸公实共谋之。”比如张载以及程颢，最初都参与了推行新法。宋朝是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的局面，双方“共定国是”是有宋一代不成文的“宪法”。因此，把新法施行全然归因于王安石一人，不属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