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百姓的古文运动

唐代的官吏在被贬下放的时候，会接触到民间，对他自己的出身产生惭愧。如果这种感觉可以唤起社会里面的良知，是一个非常好的启蒙运动。事实上，这种景象并没有发生。在唐代，权贵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对立非常严重，到宋代好了一点，也还是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善。知识分子在这种状况下，始终在游离。有时候知识分子会趋附于上层阶级去压迫老百姓，不要忘记拿着红绫去把牛头绑一绑就可以“口称敕”，也都是知识分子制订出来的政策。有时候，知识分子帮助老百姓去对抗权贵的压迫。社会里就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行为方式。

在韩愈悼念柳宗元的文章里，为什么会那么强烈地歌颂他？因为他觉得这样的知识分子太少了，是应该被标举的。韩愈所谈的道德理念，从《祭十二郎文》，到《送孟东野》、《送李愿归盘古》，到《祭柳宗元》，再到柳宗元写的《捕蛇者说》，然后到白居易写的《卖炭翁》，一种关注百姓的社会思想慢慢完整起来。这些知识分子努力让自己接近可能他们已经有一点远离的民间。韩愈因为出身很苦，比较了解民间；柳宗元是世家子弟，可能一开始并不了解。最后他们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自觉。白居易也是如此。这群人构成了唐代非常重要的道德自觉的力量。

在文学史上，现在大家熟悉的白居易，还是写《长恨歌》、《琵琶行》的那个风流倜傥的诗人。这两首诗在文学上的成就非常高。可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白居易到了晚年，那么希望这些诗不要再流传了，他希望能够流传的是《新丰折臂翁》或者《卖炭翁》。我想这里面有一种心痛，一个社会上如果有这样一群贫苦的人存在，还要吟唱《长恨歌》，他会觉得不安。后来白居易与元稹共同推行社会道德的自觉运动，希望文学能够走向非常浅白的道路，能够真正与社会改革结合起来。我在年轻的时候，读到这种“文以载道”的文学的时候，甚至是反感的，常常觉得里面有很多八股教条。可是今天常会觉得这些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学家，他们对自己的反省与批判非常动人。知识分子最可贵的一部分，是对自己道德不完美的检查。有时候我们常常会误认为道德是拿来批判别人的，其实不是。韩愈、柳宗元、白居易，都对自我进行了反省与批判。

柳宗元写过一篇文章《钴潭西小丘记》，里面写到他去看山水，觉得山水好美，有个人说既然你这么喜欢，我们卖给你吧，因为我们实在受不了税赋了。柳宗元就买了下来，修建成台子，用来中秋节赏月。这是一种很诚实的描写，对于这种状况，他可以做的无非如是。柳宗元是世家子弟，通常一个文人在清风明月下欣赏山林的时候，不会记得这块地原来是老百姓用来生活的，柳宗元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很诚实，把这些都记录下来：他喜欢山水，有些拥有山水的人已经活不下去了，然后他有了山水。那么柳宗元属于哪一个阶层呢？他对抗权贵被贬了官，可是在当地，他还是一个权贵。他买了当地老百姓的地，他问自己是不是应该喜欢这个地方，决定永远住在这里，不再回京城了。这里有很多伏笔。这类的知识分子很想改换自己，中间又充满矛盾。

爱山水没有错，如果因为爱山水，去买老百姓的地，会使老百姓失去祖居的地。这其间的矛盾在柳宗元的文章里表达得特别清楚。我希望大家在看白居易、柳宗元的作品时，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矛盾。这个矛盾也刚好展现了他们的可爱之处。知识分子与民间的矛盾冲突很大，柳宗元也常常透露他的无奈，就像他写过的，他努力想用他的热情和改革社会的理想，让那些穷苦百姓都能够赎身。有时候他又很无奈，他不知道接下来怎么办。在《捕蛇者说》中，他很无奈，他觉得面对庞大的国家机器跟顽固的体制，个人的力量实在微薄。

文学大概在这里尽到了一定的责任，所以我希望大家先了解白居易这一方面的创作。白居易后来写了很多新乐府。汉代有一个官叫做乐府，负责替皇帝到民间去听很多民歌，然后把民歌记录下来呈给皇帝，让皇帝了解民情。乐府里面保留了很多民间生活中的真实细节。魏晋以后，乐府的传统中断了，唐以后曾经有一种仿乐府，李白、杜甫的诗里都有仿乐府，杜甫写的《兵车行》、《石壕吏》都是仿乐府。白居易很刻意地希望定出新乐府，他写了很多，希望这些文字能够“系于意，不系于文”，就是说能够真正把意思传达出来，而不要在意文辞修饰。这与古文运动的主旨关系密切，他说“其言直而切”，就是非常直接、切中要害，直接把话讲出来。他已经感觉到文学被装饰得太厉害，真正的主题被掩盖了。他的目的非常清楚：“欲闻之者深戒也。”听到的人，能够真正去改正一些事情，就像《卖炭翁》，他绝不希望人们只是把它当成文学作品来欣赏，而是读过以后废掉不合理的制度。他希望“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为文而文。白居易对“文”这个字深恶痛绝，因为他觉得“文”已经变成修饰，没有真正为重要的思想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