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那一年我七岁，还没读完小学一年级。世界在我眼里只是公共汽车一站地：公主坟——翠微路。我以为天下都是一个挨一个的大兵营，男人都是军人，女人都是老师和医生，小孩长大了也都要参军。

我是少先队员、班旗手、学习委员、副中队长、三王。学习成绩优异。

我不爱自己的父母，家庭观念也很淡漠，习惯集体生活，自己洗脸，自己刷牙，自己抢饭吃。你可以说我很独立，很会察言辨色，打自己小算盘。

我的偶像是胡老师。梦中情人是陈南燕陈北燕姐妹和吴迪。但我一次也没有勃起，前一个只是单相思，后三个都曾追打。

没人跟我过不去，我也没有迫在眉睫的难事。除了李阿姨那一脚让我吃过大亏，我的一切危险和生死考验都发生在梦和想象当中。梦中的历险丰富了我的感情，使我变得少年老成、色厉内荏。

我信仰共产主义，那东西很具体，是一个类似购物中心的大厦，有形形色色的饭馆、超市和游乐场。每天黄昏放学，看到铺满金光的复兴路向东西两端无限延伸，就想那大厦正在这条路某一头搭建，我这辈子肯定赶得上建成开业。

那年从始至终，我的家乡公主坟一带都是一派无动于衷的太平盛世景象。

那时全球还没有温室效应这一说，北京的冬天很冷，大雪纷飞，我们经常踩着没膝的雪去上学。教室里没暖气，只有一个烧着烧着就会自动熄灭的煤球炉子，我坐在后面穿着棉鞋也冻得要不停跺脚。从那时起我的后脚跟就年年长冻疮。教室窗户上结着厚厚的冰霜，屋外房檐上垂挂着长剑般晶亮透明的冰溜子，我们常常掰掉冰溜子的尖儿当冰棍吃。

我的耳朵也长了冻疮，最想有的就是穆仁智那种能套在耳朵上的毛皮护耳。我有一顶“坦克帽”。那是民品厂仿军品生产的童帽。说是坦克帽是儿童的误称，那帽子额头有两个铁皮风镜装饰更像战斗机飞行员的帽子。这帽子冒充皮帽，其实是人造革，里面一层栽绒，戴上倒不难看，好像懂点技术似的，只是一点不保暖。

我的棉袄是件花棉袄。说它花，是指补得五色斑斓，不是真有一朵朵美丽的花。那是我哥哥穿小的。我的罩衣和裤子也是我哥哥穿小的，袖口裤腿接了一圈圈颜色相近的布像铅笔的橡皮头，领子膝盖屁股这些老摩擦的地方还一块块钉针脚密实的大补丁，搁今天不用化装直接就可以上街要饭，准有人给。印象里穿过的唯一新衣服是一件三个口袋的灯芯绒上衣，颜色忘掉了，有一粒粒硕大的有机玻璃扣子。那布很结实，摸爬滚打也不破，可以发给侦察连的战士当作训服。我想这大概是当年刮起的一股穷风。衣衫褴褛破破烂烂成为一种美德化身。这本来是报纸扯的一个蛋，但那年头，全国人民为了紧跟什么都照过了弄。你袜子破，我浑身上下没一件整衣裳，看谁穷得过谁。时尚嘛，以贫骄人。我这已经很奢侈了，还有罩衣里边还穿裤衩背心。我见过惨的。玉渊潭湖边有一所罗道庄小学，学生都是四季青人民公社社员的孩子，一到冬天他们就空心光板只穿一件黑棉袄，放学出来黑压压一片像群落了地的黑老鸹。每当读到毛主席那一著名诗句“黑手高悬霸主鞭”，我眼前就会浮现出罗道庄小学同学们的身影。知道的是放学，不知道的还以为暴动了。

鞋子，春秋天主要是布鞋和球鞋。布鞋俗称“懒汉鞋”，大约因为不用系带，蹬上就走。布鞋有灯芯绒和布面两种，鞋底又有塑料底和轮胎底之分，塑料底还有白塑料和红塑料的区别。最受小孩青睐的布面白塑料底，那很衬脚，又瘦又扁，鸭子嘴似的。那些大一点的，已知风情的，不那么正经的孩子更爱穿“白边儿懒”。那就像今天妓女酷爱的黑丝袜，走在街上有一种求爱的暗示。

球鞋基本上是军用球鞋。半大的男孩穿着它打球、上学、跑路，很多人连袜子也不穿，所以臭脚很多，夏天教室里的公害就是阵阵袭来的军用球鞋沤出的臭脚丫子味儿。能和“军球”有一拼的是一款“回力”球鞋。那是高级名牌，男孩子梦寐以求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时社会秩序大乱，这款鞋和军帽一样是小流氓抢劫的主要目标。经常看到某帅哥穿着“回力”神气地出去了，回来光着脚，鞋让人扒了。

和衣服一样，很少看得到谁穿新鞋，那时做鞋的好像都改行补鞋了。孩子们的脚上永远补着一块块犹如无知圆眼睛的皮子，磨歪的鞋后跟钉着铁掌，走起路来像马队经过。

皮鞋只有坏孩子才穿。流行的是所谓“三接头”，三块皮子缝的，牛背上的皮缝在鞋尖，牛肚子牛逼皮缝在鞋腰和鞋帮上，后来形容徒有其表的人物常说是“牛逼皮做的”。这款式也是源自军用品。最高级最令人肃然起敬的是“将靴”，发给将军的半高腰靴子。这东西很珍贵，理论上只应将门才有，那也不过千十双。社会公认，穿这鞋的人要么是高干子弟，要不就是大流氓，只有这两种人才有路子弄着。这鞋对一个人地位的肯定是今天任何一种名牌服装比不了的，相当于一辆加长卡迪。校官靴头不那么扁不那么尖，意思就差多了，像金戒指，俗且滥，穿上也就是一奥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