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王、孟与山水田园诗

由陶渊明开创的田园诗和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在南北朝基本上分道而行，到唐初王绩开始合流。至初盛唐之交，描写山水别业的风尚盛行于朝野，沈宋、吴越诗人、二张在山水诗创作中取得的成就已为盛唐山水田园诗开了先河。因而山水田园诗在各种题材中最先得到发展。当然，盛唐山水田园诗的繁荣，还有它的社会原因和思想基础：

首先，盛唐取士的路径较多，除了科举以外，征召辟举也是一种辅助的办法。君主为了粉饰太平，热衷于招隐士、征逸人，一些文人怀着起于屠钓〔12〕、风云际会的幻想，把隐居山林，学道求仙当作求官的一条终南捷径〔13〕。

其次，繁荣的经济和安定的社会为大多数地主提供了寄傲林泉的物质条件和安逸环境。盛唐的隐居有多种方式，不同于传统意义上高蹈避世的隐居。有的隐居是为入仕做准备；有的隐居是在得第之后等候选官，或者罢官以后暂时赋闲、待时再选；有的隐居只是在假日的“休沐”，因为朝廷经常鼓励百官在假日寻找风景优美的地方游乐，并供给食宿，这在当时被称为“朝隐”，也就是亦官亦隐。而所有这些隐居方式的前提是山林别业在官僚地主阶层中的普及。从初唐到盛唐，均田法逐渐废弃，庄田又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形式。在朝的官吏多有郊馆山池以享受边官边隐的雅趣；连一般地主也有别业山庄，作为他们求仕之前或失意之后暂且“独善其身”的隐居之所。

再次，唐代南北统一，交通方便，文人游学观览的风气十分流行，当时差不多没有一个著名诗人不曾做过长途旅行。各地州县官又大多爱好文学，所到之处，总有文人聚会迎送，赋诗留别，大量的山水诗和送别诗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山水田园诗的兴盛正是盛世气象最突出的表征。

盛唐山水田园诗继承了陶谢山水田园诗的精神旨趣，在大自然中追求任情适意、快然自足的乐趣，领会老庄超然物外、与大化冥合为一的境界；从东晋以来形成的澄怀观道、静照忘求的审美观照方式，在盛唐进一步与仙境和禅境相融合，促使许多抒写方外之情的山水诗形成了优美空静的意境。这一题材因与封建士大夫逍遥世外的生活密切有关，有些诗歌难免流露慵懒孤冷的消极情绪。但与南朝山水诗相比，盛唐山水诗又增添了新的内容，不但境界阔大，情调也较为健康。祖国雄伟壮丽的名山大川开拓了诗人们的眼界和胸襟，鼓舞了他们奋发进取的热情，净化了他们崇尚真挚淳朴的审美理想。因此热爱祖国和热爱生活的思想感情，使盛唐山水田园诗呈现出不同于历代山水田园诗的崭新面貌。

在艺术上，盛唐诗人继承了陶渊明重兴寄和感受、谢灵运重观赏和刻画的传统，重视妙悟，直寻兴会，形成寄情兴于自然美之中的基本表现方式。同时力求以精练短小的篇幅表现出雄浑壮美的气象和开朗深远的意境，把六朝以来繁细的小景刻画变成简约的大景勾勒，把面面俱到的铺叙变成捕捉主要感受的构思，从单纯追求形似发展到表现山水景物的神韵。加上在意象的组织提炼和虚实关系的处理等方面的表现艺术也达到了完美纯熟的境地，从而使盛唐山水田园诗形成了清新闲雅、空灵淡泊、富有韵外之致的特色，而意境美也因此成为盛唐诗歌的重要特征之一。

盛唐大量写作山水田园诗并取得高度成就的作家，主要是孟浩然和王维这两位大家。

孟浩然（689—740）生活在开元承平年代，一生经历简单，40岁前在襄阳老家隐居，后来赴长安考进士落第，到吴越一带漫游，几年后回到家乡，曾在张九龄幕中任从事。开元二十八年去世。他既有魏晋名流清朗潇散的风神仪表，又追慕陶渊明躬耕田园的高尚情操，同时也怀有盛唐拯世济人的时代理想，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典型的盛世隐士，代表了盛唐大多数终生不达的失意文人共同的精神面貌。他因功名不就，也曾写过一些自伤怀才不遇的诗歌，表现了像鸿鹄般一飞冲天的远大志向，朝中无人援引自己的不平之气，批评了流俗的势利，歌颂了田园的纯真。这也正是盛唐诗歌所体现的风骨的基本内涵。只是无论追求和不平，他都表现得比较平和。由于没有经历过重大的变故，未卷入过尖锐的政治斗争，又长期隐居，对社会现实缺乏深广的认识，因而不可能写出具有强烈激情的长篇巨制，只能以善写短诗著称。《春晓》是他最有名的一首小诗：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写风雨之后惜花的淡愁，亲切的一问中包含着春去春来、花开花落的多少感慨，给人以无限启示。因而成为新鲜活泼的盛唐绝句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