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包罗万汇的艺术成就

杜甫被尊为“诗圣”，除了他的忧世悯人之心与“古昔命世圣贤”（方孝孺《成都杜先生草堂碑》）相同以外，还因为他在诗歌艺术上的集大成。他将《诗经》、汉乐府、魏晋齐梁诗、初盛唐诗的各种表现艺术熔于一炉，形成了博大精深、沉郁顿挫的独特风格，同时又擅长各种诗体，风格变化多端。元稹称他“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唐检校工部员外郎墓系铭》）。秦观说：“子美穷高妙之格，极豪迈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孔子之谓集大成。’呜呼！子美其集诗之大成者欤？”（《韩愈论》）刘熙载说：“杜诗高、大、深俱不可及”（《艺概》），并指出杜诗的表达能力、概括包容能力和曲折深刻的构思能力都为他人所不可企及。这些论述从不同角度评价了杜诗地负海涵、包罗万汇的艺术成就。

杜诗的艺术成就，首先体现在他那些被称为“诗史”的重大作品中。“诗史”之说，早见于中晚唐，孟棨《本事诗》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其实以诗记史的做法，并不始于杜甫：《诗经》中的部分雅诗，建安时代曹操的《蒿里》、《薤露》，王粲的《七哀诗》，蔡琰的《悲愤诗》，一直到北朝庾信的《拟咏怀》和《哀江南赋》都具有诗史的性质。杜甫不但继承了这一传统，而且创造性地采用多种诗歌形式，真实地记录了安史之乱前后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过程。杜诗也是他自己一生遭逢战乱，流寓秦陇、巴蜀、湖湘等地的史传，只是他的喜怒哀乐无不与国事天下事相关，命运的机缘巧合又将他推到了历史的转折关头，处身于战乱的漩涡之中，他所亲身体验的一切兵灾祸乱、政治风波都和他家庭的悲欢离合融合在一起，他对自己贫病潦倒的哀叹都与对国家盛衰的思考结合在一起，这才使他的个人经历都变成了反映兴亡治乱的国史。

杜甫虽然以各种诗体“寓记载之实”（文天祥《集杜诗序》），但集中体现诗史特色的诗体主要是两类：一类是五古、五排等以咏怀为主的长篇诗歌，它们善于把直抒胸臆、慷慨述怀、长篇议论和具体的叙事、细节的描绘、用典的技巧，以及对巨大社会内容的高度概括和谐地统一在完整的艺术结构中，开合排荡、穷极笔力、深厚雄浑、体大思精。最有代表性的是《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和《北征》这两首诗。它们都以杜甫还家探亲的过程作为全篇主线，通过真切描写沿途见闻和到家后的心情，集中表现了他“致君尧舜上”的抱负、对社会现实的洞察力、对国家命运和人民疾苦的深切关怀。在艺术上借鉴建安女诗人蔡琰《悲愤诗》以个人亲身经历为线索，凭借真气贯穿全篇的写法，按照还家的时间顺序，用叙事联结议论和抒情，开合变化，顿挫起伏，无不直接发自胸臆。或忧愤迸露，或慷慨陈词，或发为委婉深曲的倾诉，或发为乐观豪迈的高唱，有鞭辟入里的名句，有真切细致的铺叙，使苍莽古直的气格与琐细生动的情节融为一体。当然两首诗因内容的不同，表现又各有特色。

《五百字》作于安禄山已经反叛而长安尚未证实反讯的时候，这时唐玄宗和杨贵妃还在骊山华清宫避寒享乐，杜甫回家探亲，正好经过骊山。与皇帝咫尺天涯的特定环境，使诗人成为这一特殊历史时刻的见证；而他在华清宫墙外的所闻所感，也因为概括了天宝政治腐败的主要症结，而使这首诗为安史之乱爆发的社会政治原因提供了最切实生动的解释；因此诗里的叙事细节处处扣住行旅风霜之苦，以及自己回到家里后得知幼子饿死的悲哀，便使宫内宫外的苦乐之别和贫富对立通过自己的亲身感受形成巨大的反差，展现了大乱即将来临的历史氛围。《北征》作于杜甫在任左拾遗时为疏救房琯得罪肃宗之后，诗人卷入了复杂的政治斗争漩涡，虽然被朝廷疏远，但忧念时事的心情更加沉重；诗里描写一路所见好恶不齐的景色，处处勾起诗人的身世之叹，又突出了从凤翔到鄜州一路所见的战场白骨和满目疮痍，反映出当时唐军一直失利的严峻形势；回家之后与妻儿团聚的描写尤其细致生动：“经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结。恸哭松声回，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娇儿，颜色白胜雪。见爷背面啼，垢腻脚不袜。床前两小女，补绽才过膝。海图拆波涛，旧绣移曲折。天吴及紫凤〔7〕，颠倒在短褐。”从观察极细微处真挚地表达出夫妻儿女的至情，写尽普通官宦人家在逃难途中窘迫的苦况，也通过自身的感受反映了广大人民的困苦生活。因此无论是家庭琐事的描写还是国家大事的议论，都因这内在的感情逻辑联系而转换自然，浑成一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