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与那些爱欲纠缠的灵魂相遇在唐宋

词初名曲子词，发源于隋唐，起初是配合燕乐演唱的文辞，故又名曲子。到宋代乃极流行，近人焦循、王国维至以“一代之文学”尊之。但在传统文学史的概念中，词在较长时期内，一直被称作“诗馀”，不能有很高的地位。对于这一境遇的形成，必须于中国文化精神有一真确之体认，然后始能有同情之了解。

原来，中国文学的主流，乃是一种政治性上层文学，个人之出处穷通，莫不与家国兴亡相关，那些徒然以文辞绮丽相饰，只表现个人情感的作品，从来就被目为轻薄，不能有很高的文学地位，更不用说那些代人立言的代言体曲艺文体了。而词之得名诗馀，正因词在一开始是不合于此种主流的。据孙光宪《北梦琐言》记载，和凝本是著名的词人，但后来做了后晋的宰相，“ 专托人收拾焚毁不暇”。从此则故事，可见一般人心目中，始终认为词体卑下，无当于中国文学之根本传统。

曲子词之初兴，原仅盛行于社会下层。故其文辞近于俗语，不及诗语之下字雅驯。诗家语老杜、韩愈特重锤炼，宋黄庭坚至谓其“ 无一字无来处”。但词的文辞从一开始是较通俗的。今传王重民先生所辑《敦煌曲子词集》，所收录的作品，都是在二十世纪初才在敦煌石室中发现，此前一千多年，始终湮没不彰，然而那本是历史的必然，它们本就属于该被文学史所删汰的作品，因为它们完全不合中国文学尚雅、重人文主义的传统。我们来看两首《敦煌曲子词集》中的作品便可知道：

凤归云

儿家本是，累代簪缨。父兄皆是，佐国良臣。幼年生于闺阁，洞房深。训习礼仪足，三从四德，针指分明。娉得良人，为国远长征。争名定难，未有归程。徒劳公子肝肠断，谩生心。妾身如松柏，守志强过，鲁女坚贞。

洞仙歌

悲雁随阳。解引秋光。寒蛩响、夜夜堪伤。泪珠串滴，旋流枕上。无计恨征人，争向金风漂荡。捣衣嘹亮。懒寄回文先往。战袍待 絮，重更薰香。殷勤凭、驿使追访。愿四塞、来朝明帝，令戍客、休施流浪。

一方面，敦煌词文辞伧俗，殊无诗人一唱三叹之致，故不能突破时空上的限制，成为可以流传久远、四海广被的作品；另一方面，敦煌曲子辞多是代言之体，非就作者自身生活取材，不是“有感而发” ，故不能见出作者的生命、作者的歌哭。这些，都是中国文学所鄙薄的。

至五代风气攸变。时有蜀人赵承祚编《花间集》，欧阳炯为作集序，中有“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不无清绝之辞，用助娇娆之态”之语。可知词发展到五代，文辞固已渐趋雅丽，但就表达场合而言，则既非宗庙朝廷，又非邦国盟会，乃在花间尊前、豪门家宴、秦楼楚馆，是对私人生活的写照，用作寻欢作乐时的助兴，词之体格所以卑下，此亦不可忽视之一因。

亦唯词之功用，最早是供“ 绮筵公子，绣幌佳人，递叶叶之花笺，文抽丽锦；举纤纤之玉指，拍案香檀”。是用“ 清绝之辞”“助娇娆之态” ，则以囿于欣赏者的水平，词作的感慨不能深刻，多写众情众相，而没有作家个人之生命体验，词之格调，不及于诗，此亦重大消息。

宋初欧阳修以一代名臣，而颇经意词作。欧词如《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小楼西角断虹明。栏干倚处，待得月华生。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凉波不动簟纹平。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此词据宋钱愐 《钱氏私志》云：

欧阳文忠任河南推官，亲一妓。时先文僖（钱愐父钱 惟演）罢政为西京留守，梅圣俞、谢希深、尹师鲁同在幕下，惜欧有才无行，共白于公。屡微讽而不之恤。一日宴于后圃，客集而欧与妓俱不至，移时方来，在坐相视以目。公责妓云：“末至何也？”妓云：“中暑往凉堂睡着，觉而失金钗，犹未见。” 公曰：“若得欧推官一词，当为赏汝。” 欧即席云：“柳外轻雷池上雨……”坐皆称善。遂命妓满酌赏欧，而令公库偿其失钗。

是知欧诗文追随韩愈载道之旌，而所为小词，则仅为座上侑酒，与中国文学之大传统无涉。又有《长相思》二首：

蘋满溪。柳绕堤。相送行人溪水西。回时陇月低。烟霏霏。风凄凄。重倚朱门听马嘶。寒鸥相对飞。

花似伊。柳似伊。花柳青春人别离。低头双泪垂。长江东，长江西。两岸鸳鸯两处飞。相逢知几时。

两词均是代言之体，“一就送行女子着笔，一就远行男子落想” 1 ，皆不曾自个人生活借材，更无涉于治国平天下之志。又有《生查子》一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