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剧本 序言

《理想》写作于一九三四年，当时安·兰德正对社会感到愤愤不平。《我们活着的人》[1]遭遇了出版商的一连串拒绝，他们认为这个作品“太难懂”而且过于明显地与苏联对立（当时正值美国的红色十年[2]）；《一月十六日夜》还没有找到出品人；同时，兰德女士微薄的积蓄也濒临枯竭。这个故事在一开始写作时本是一篇中篇小说，不过后来的一两年中，安·兰德大刀阔斧地将其改为了一出舞台剧。这部舞台剧并未能够上演。

尽管她的第一部小说是围绕政治主题而作，但安·兰德在这部作品中回归了她早期的主题——价值观在人生活中的作用。作品的切入点依旧是负面的，然而它不再以一种愉快的方式发展；总体来说，它是严肃的、悲剧化的。安·兰德讨论的是人类的道德缺失，人类对于他们所信奉的理想的背叛。故事的主题就是探讨将生命与理想隔离的罪恶。

兰德女士的一位友人——一位思想保守的中年女士，有一次曾经向兰德提到她崇拜的一位著名女演员，她说她哪怕牺牲一切都想要见她一面。兰德女士怀疑这位女士的情感是否真实，所以就引出了这样的戏剧情节：一位因美貌而被众多男人奉为最高理想的著名女演员，进入了她的崇拜者的生活。她告诉他们她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到此为止，她的崇拜者们依然持有对她的尊崇——在口头上的尊崇，他们并不会为此付出任何代价。不过，她现在已经不再是那个遥不可及的梦想，而是成了一个现实，他们要么与她为伍，要么与她为敌。

“你的梦想是什么？”凯伊·贡达，剧中的女演员，在剧中的场景里问道。

“不知道。”她的崇拜者回答，“有梦想又能怎么样呢？”

“那么活着又能怎么样呢？”

“我觉得不能怎么样。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人们没有梦想。”

“不对，因为人们只有梦想。”

在当时的一篇日记中（日期是一九三四年四月九日），兰德女士对这个观点做了解释：

我相信——我希望找到足够多的证据来阐明这一点——笼罩人类最可怕的诅咒就是人们认为理想是虚无缥缈的，人们可以脱离理想而生活。这等同于让生活与思想背道而驰，或者说把思想剔除出了生活。这样的生活方式不仅适用于那些明知故犯的伪君子，也适用于另外一些虽然经历着生活和理想的巨大落差，却依旧认为自己无愧于理想的人。后者是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对于他们而言——他们的理想，或者他们的生活是一文不值的——常常二者皆是。

那些“更加可怕且更加没有希望的”人会以所谓“声誉”为名（例如故事中的那位小商人）或者是以所谓服务大众为名（那位共产主义者）或者是以上帝的旨意为名（那位福音派修士）或者是以一时的快感为名（那位花花公子）——甚至他们会宣称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因而就不用为之奋斗（那位画家）。《理想》成功地捕捉了上述的诸多类型，并且表现出了它们的共性。这样看来，《理想》是一部思想杰作，它以哲学的观点，揭穿了伪善，列举出各类导致理想灭亡的看法和态度——这些看法和态度会使得理想和生活分道扬镳。

（然而，列举的过程并不是在情节中展现出来的。在剧作的主体部分，情节不再发展，各个场景相互之间没有关联。它们就像是一幅幅生动的小插画，堪称精致巧妙，但是在舞台上，我个人认为，还稍微缺乏一些动态。）

德怀特·朗格力，故事中的画家，是这部作品想要鞭笞的典型。他是柏拉图主义的代言人，他主张美永远是世界的彼岸，完美是无法实现的梦想。正因为他否认理想的现实性，尽管理想就真真切切地伫立在他面前，但他在逻辑上依然无法相信任何理想。因此，尽管他是那样熟悉凯伊·贡达每个角度的侧脸，他（就站在他以凯伊·贡达为主角的画作中间）还是没有认出现实中的凯伊·贡达。这一切使得他背叛了她。他的视而不见很好地总结了全剧的主题，并且成了第一幕的终结。

那段时间里，兰德女士在日记中不断指出，宗教是人道德缺失的主谋。所有的人物中，最不可救药的便是希克斯，他也恰是引起凯伊·贡达鄙夷和盛怒的对象。福音派修士希克斯认为在凡世的受苦是为了上天堂后的幸福。在精心筹划的场景中，我们可以看到，并非他的罪恶，而是他的信仰，以及信仰中的道德观，导致了他背叛凯伊·贡达，并鼓动凯伊·贡达为最低等的生物做出牺牲。他的背叛实质上与他的本性无关。宗教把伦理桎梏住，让人们以牺牲为理想，所以无论宗教的意图如何，它确实就是伪善的温床：它教导人认为成就是低贱的（自私的），而给予则是伟大的。而“奉献一切”[3]的意思恰恰就是“背叛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