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娩 04

在这忙碌多事的几天，没有人花许多时间照顾孩子，时常给她喝甚至没有烧开的凉奶，这倒对她很有好处，与她有关的严重事件只有一次。当费尔南德清醒地意识到她的病情将会如何发展时，她当着让娜小姐和弗罗兰的面这样嘱咐她的丈夫：

“万一小姑娘想去当修女，就不要阻拦她。”

克先生从来没有把这话告诉过我，让娜也很当心不露口风。那个弗罗兰就不一样了。每次我到让娜姨妈家小住几天时，弗罗兰小姐就啰啰唆唆地对我讲我母亲的临终遗言。这个可怜的德国老小姐对我的温存呵护和大吵小嚷的逗弄已经让我恼火，这些话我就更受不了。我对母亲几乎一无所知，父亲从来不给我看她的照片（让娜小姐有一张她的相片，跟许多别的照片一起放在钢琴上，但她从来没有想对我指出来是哪一张），我刚到七八岁，就感到那个母亲似乎不公正地干涉了我的生活，侵犯了我的自由，试图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我推到某一个方向去。当然，修道院对我毫无吸引力，但如果我知道母亲在临终前为我安排了将来的婚姻和我要接受的教育，我无疑也会执拗着不肯就范。人们要给狗戴项圈时，狗会扭开脖子，我也像狗一样，悄悄地退开。

仔细想来，我觉得这个嘱托并不出于弗罗兰所崇尚的虔诚，而是有别的考虑。费尔南德从少女时期就充满了幻想和花季特有的感情波澜，克先生在婚姻和以后的生活中试图让她感到充实，但一切迹象都让我觉得这两方面都没有让费尔南德完全满足。在极为强烈的痛苦当中，她觉得自己那不长的过去没什么可多说，绝望像是一条断断续续的黑线，自然其间也星星点点包含着一些幸福。她希望她的孩子不走她的旧路。总而言之，这几句嘱托包含着对丈夫审慎的谴责，他却坚信对妻子做了对一个女人该做的一切，没有什么亏欠。她就向丈夫表示，她也像跟她同时代的歌星梅丽桑德一样，过得并不幸福。

并不是克太太没有宗教感情，我早就证明过恰恰相反。很可能费尔南德在弥留之际奔向了上帝，在死亡那迷蒙的光线底下，她觉得不仅她自己的生活，连所有大地上的生灵都是虚无造作的。也许她希望孩子过她回忆中修道院里的那种平静生活，极力为小姑娘推开她认识的唯一的门，那里通到人们说的人间世以外的地方，通到她知道的唯一超凡脱俗的境界。到后来我想，我确实以自己的方式入了教，克太太的愿望已经实现了，但所用的方式她既不赞成也不理解。

五十三年过去了，我才第一次去拜访苏阿雷。那是在一九五六年，我从荷兰和德国过来，穿过比利时；我刚刚到威斯特伐利亚去呼吸蒙斯特的空气，为了写我的一本已经开头的书。我到达这个阴暗的城市时正值一个爱国主义和宗教节日：人们正庆祝一个在一九四四年的轰炸中损坏了一半的天主教堂又恢复使用。老城里到处都是巨幅旗帜，扩音器里传出慷慨激昂的演说。那座教堂曾见证过莱顿的约翰的疯狂，十六世纪经历过对再洗礼派的血腥镇压。如今教堂前黑压压地挤满了人群，回忆起教堂被毁则群情激愤，说到从废墟中重建又满怀豪情。我本人、陪伴我的一位美国女友和给我们开车的荷兰司机，对于一九四四年每人也有各自激动的回忆，但跟那些威斯特伐利亚人并不一样。面对着盛大庄严的场面，我们觉得成了入侵者，感到不太自在，我们完全了解对于这个德国城市这盛大的集会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然而在这中间我们曾是他们昨天的敌人、今天的外国人。我们赶紧离开了蒙斯特。

在海牙，报纸上满是本·贝拉被劫持的消息，那是非洲北部的一出闹剧。在电台和报纸上大肆传播之后，经过笨拙的准备，苏伊士倒霉的动乱开始了。在比利时佛来芒区的一个大城市里，我在法国官方一个歌舞节目中听到了一阵沙文主义的胡言乱语，他们为不知道对谁取得的胜利而干杯。英国的企业家们已为明天甚至后天作了打算，热烈响应穷兵黩武的号召。人们谈到了黑市，比利时的家庭妇女抢购了好几公斤的白糖。最精明的人购置了铅皮，把自家的窗户包上，铅皮能够阻挡核辐射。就在这个时候，苏联利用西方忙着干其他事的当儿，巩固了他们自己的前沿阵地。我到布鲁塞尔时，正好传来苏联坦克包围布达佩斯的消息。给我开出租车的那位生性快活的司机的话更增添了黑暗的气氛：“苏联人在那里扔了加磷的燃烧弹，会烧起大火的，等着瞧吧！”这小伙子也很激动，当然不是兴高采烈，他也怕苏联人；四分之三的人面对一场熊熊大火或严重的列车事故都会现出兴奋甚至欢喜的样子，他也如此。我应邀到一位很和善的老夫人家里做客，现在她已经去世了。我在她家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这家的女主人理所当然地仇恨苏联人；然而她却非常倨傲地看待匈牙利的起义。她鄙夷地说道：“就是工人的叛乱！”让人感觉到，一直到最后她还遵循原则，或者说这种原则推动着她生平第一次认为克里姆林宫干的事有道理。在这一片混乱当中，法国在印度支那酿成的悲剧是更为阴暗的悲剧的先兆，反倒被人遗忘了。然而，我到巴黎之后，穿过大街走进圣罗克教堂，看到一个神甫和几个穿丧服的女人为在奠边府死亡的人祈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