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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妹妹笃子小学二年级时，被德本京介乘坐的轿车撞了。

事情发生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一日早晨。

我们居住的靠近川崎赛马场的出租屋，位于车流量较大的第一京浜的岔路口。从二楼的房间经过铁质户外楼梯下楼，路边没有像样的人行道，直接就是一条狭窄的单行道。每当第一京浜交通堵塞，赶时间的货运车或公司车辆经常会开进来，妈妈和我总是叮嘱笃子，走路千万要注意来往车辆。

那天是元旦，不只是笃子，我们都没考虑那么多。

笃子早上起床，从信箱里取出新年贺卡，写完几张漏掉的、准备回给朋友的明信片，对我们说：“我去把贺卡寄出去哦！”

我睡眼惺忪地望着她手中的新年贺卡，任由她自己出门了。邮筒就在五十米开外的地方，穿过出租屋楼下的单行道，往法院方向走就是了。

薄薄的门关上了，不过几秒钟，耳边突然传来一声闷响，紧接着是汽车急刹车的声音。

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个瞬间。

一听到声音，我和母亲立刻察觉到一定是笃子出事了。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受到全身上下的血液迅速离我而去。

母亲穿着睡衣，紧闭双唇冲出房间。我回过神来，也跟在她身后。

走出房门时，那个早晨异常温暖的空气，至今令我难以忘怀。

笃子倒在路边，身穿西装的大个子男人蹲在她身旁。黑色的高级轿车停在两米开外的地方。

“笃子！”母亲尖叫一声赶过去，生锈的楼梯被踩得哐哐作响。

男子听到喊声慌忙转过头，慢慢站了起来。

我们赶到笃子身边时，驾驶员已经跑去附近的公共电话亭叫救护车了。

笃子右腿根部疼痛不止，但意识很清醒。一见母亲赶来，她就哭了起来，不过倒也没有泣不成声。

我们一同乘坐救护车，德本的车则跟在后面。

到了医院，他一句辩解都没有，开车的年轻驾驶员也不发一语。

“我对令千金造成了无法弥补的伤害，真是不知道要怎么才能弥补。”他不断鞠躬认错，在我们面前反复表达歉意。

笃子的状况比表面看上去要严重，右侧股关节多处开放性骨折。

医生说必须进行手术，并且或多或少会留下后遗症，母亲慌了神。我父亲那时候已经失踪了，与医生面谈时我也在场。当年我十一岁，还有几个月就升六年级了。

“请您一定要救我妹妹！”是我抢着低头拜托医生的。

这一日，听说京介的太太美千代也赶到了医院。母亲死后，她突然登门拜访，表示以前曾在医院见过我，而我却一点印象都没有。也许当时妹妹突然遭遇交通事故，让我的内心如一团乱麻。

经过元旦那天的手术以及半年后的第二次手术，笃子康复了，然而她的右腿留下了后遗症，稍微有些跛。正面很难察觉，但从背后或侧面看的话，走路的姿势明显不对劲，右腿有残疾是一目了然的。

德本产业的代理律师跟我们谈庭外和解。相关事宜我这个小学生自然无从插嘴，但德本家愿意支付的赔偿金额似乎相当有诚意。

两年前，父亲带着年轻女员工人间蒸发，母亲独自一人经营市政厅附近的小咖啡店。可是客流量持续减少，家庭收入每况愈下。为家计所迫，在父亲离家出走后半年，母亲将原本居住的公寓解约，搬到了赛马场旁边这幢破旧的出租屋。

笃子做完第二次手术两个月后，母亲关掉了咖啡店。虽然生意难做，但若没有了赖以维持生计的店铺，未来的日子我们三个要如何生活下去呢？

“我们家还有钱吗？”我问母亲。

“德本家给了我们一大笔钱。”母亲低声道。表情看起来很复杂。

事故过去一年多，一九七七年一月中旬，母亲在川崎站东出口的商业街“银座街”外围开了一家小饭馆，取名为“万福”。

这家“万福”的生意也不怎么好。我们依然住在那个破出租屋里，日子过得格外朴素平实。尽管如此，但一家人的生活已经略有起色，不再是父亲刚走后那三年的状态——随时都可能落入人生最糟糕的深渊。

饭馆开张那年的春天，我刚念中学，放学回来总是去后厨帮忙。笃子下课后就在饭馆二楼玩，那是作为仓库使用的一个五平米左右的房间，她在那儿待到打烊，我一有空就去二楼照顾她。

回想起来，那段时间是我们一家三口最亲近的日子。我感到快乐。

那或许是我人生中最为温暖的季节吧。

升入高中的那年春天，母亲诊断出胃癌。发现的时候已经进入末期，母亲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享年四十五岁。

那年我十六岁，笃子十三岁。我们没有地方可去，也没有任何亲戚朋友能够为我们提供生活上的帮助。守夜那天，一个亲戚都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