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许多年里，我们无法谈论其他事情。受线性习惯支配的日常行为，如今却突然围绕着同一件令人忧心的事运转起来。拂晓前的鸡鸣敦促我们去梳理构成这桩荒诞事件的一连串巧合。诚然，我们这样做并不是由于渴望解开谜团，而是因为如果不能确知命运指派给我们怎样的角色和使命，我们就无法继续活下去。

这一点许多人永远都不得而知。后来成为著名外科医生的克里斯托·贝多亚，始终无法解释为什么在主教到达之前他竟不由自主地在祖父母家待了两个小时，而没有回父母家休息。他的父母一直坐等到天亮，急着想把关于凶杀的传闻告诉他。不过，大多数本来能够阻止这场凶杀案却什么也没有做的人，都找到了借口聊以自慰，说什么捍卫名誉是悲剧的当事人神圣的权利，别人不该介入。“名誉就像爱情。”我曾经听母亲这么说。奥滕西亚·包特与这桩案件唯一的关系是，凶杀案还没有发生，她就看到屠刀上淌着鲜血。这个幻象让她受了强烈的刺激，陷入悔罪的渊薮，终于有一天她再也承受不住，赤身裸体跑到了街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未婚妻弗洛拉·米格尔，由于极度绝望跟一个边防中尉私奔了，后来被中尉逼迫在比查达的橡胶工人中卖淫。曾给三代人接生的产婆奥拉·比耶罗，听到凶杀的消息突然感到膀胱痉挛，直到死去的那一天她都需要导尿管才能小便。克洛蒂尔德·阿门塔敦厚的丈夫堂罗赫略·德拉弗洛尔，八十六岁那年依然健康矍铄，他最后一次从床上起来，看到圣地亚哥·纳萨尔被堵在紧闭的家门口，惨遭乱刀杀害，结果受了惊吓而丧生。普拉西达·利内罗在最紧要的关头闩上了大门，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她原谅了自己。“我关上门，是因为迪维娜·弗洛尔发誓说看见我儿子进去了，”她告诉我，“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相反，她永远不能原谅自己的是混淆了预示吉祥的树林和预示凶险的飞鸟，为此，她放纵自己养成嚼独行菜籽的恶习。

案件发生十二天之后，预审法官赶到了这个刚刚遭受创伤的小镇。他坐在镇政府肮脏的木板房办公室里，喝着兑了甘蔗烧酒的咖啡，以驱散燠热空气中的蜃景。他不得不请求调派援军以控制不断涌入的人群，因为人们未经传唤就跑来作证，急于显示自己在这出闹剧里的重要位置。这位预审法官刚刚毕业，还穿着法学院的黑呢制服，戴着刻有毕业纪念徽章的金戒指，透着初出茅庐的激昂与自得。我一直都不知道他的名字，对他脾性的所有了解都是从预审报告上读出来的。凶杀案过去二十年后，经过许多人的帮助，我在里奥阿查的法院里找到了这份预审报告。法院的档案没有做任何分类，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诉讼材料全都积存在地板上。这座陈旧衰朽的殖民风格的建筑曾做过弗朗西斯·德雷克两天的指挥部，底层常被海水侵袭，一卷卷散乱的案宗漂浮在空寂的办公室里。我多次蹚着没过脚踝的积水，在那片漂着破损的诉讼卷宗的水塘里搜寻。就这样五年过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找到了报告中掉落的三百二十二页记录，而整个预审报告应该有五百页以上。

没有一张纸上出现过预审法官的名字，但是可以看出他是个满怀文学激情的人。他无疑熟读过西班牙古典文学，略通拉丁文作品，非常了解尼采，那个时期法官读尼釆是一种风尚。页边的所有旁注看上去都像是蘸着血写成的，不止是因为墨水颜色的缘故。命运偶然呈现在他眼前的迷局令他困扰不已，因此预审报告里多次出现了抒情笔调的文字，偏离了他本该坚守的严谨的职业态度。尤其是生活竟然动用了这么多连文学都避讳使用的巧合，毫无阻碍地最终铸成这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这让他感到无论如何都不合情理。

然而最令他惊讶的是，经过费尽心思的审理，竟然找不到任何证据证明圣地亚哥·纳萨尔就是玷污他人声誉的肇事者，哪怕是蛛丝马迹的线索也没有。给安赫拉·维卡里奥出谋划策、教她欺骗新郎的女伴们一直声称，婚礼前她们就知道新娘有个秘密情人，只是她没有透露过那个人的姓名。预审报告中记录了她们的供词：“她只描述奇迹，却不肯说谁是圣徒。”而安赫拉·维卡里奥本人一直都不松口。预审法官旁敲侧击地问她，是否知道死者圣地亚哥·纳萨尔是什么人，她不动声色地答道：

“他是侵犯我的人。”

报告上就是这么写的，但没有写明是在什么地方、如何侵犯的。在只进行了三天的开庭审理中，民众代表一再坚称这种指控软弱无力。因为缺乏控告圣地亚哥·纳萨尔的证据，法官大惑不解，他勤勉的工作也在某些时刻因为失望而打了折扣。在第四百一十六页上，他蘸着药剂师的红墨水，亲手写下一条旁注：“给我一个偏见，我将撬动地球。”在这个心灰意懒的句子下面，他用红墨水画了一颗被箭刺穿的心，线条娴熟老练。和圣地亚哥·纳萨尔最亲近的朋友们一样，他也认为，被害人生前最后几个小时的举动足以证明他的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