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雷蒙德·卡佛生于1938年5月25日，俄勒冈西北部的小城市克拉特斯卡尼的一个蓝领之家。父亲是个锯木工人兼酒鬼，母亲当饭馆招待兼零售推销员。1956年，卡佛高中毕业，立即到锯木厂里和病重的父亲一起工作。1957年，卡佛和博克小姐结婚，那一年卡佛十九岁，博克十六岁。年底，他们有了第一个女儿，转年后的10月，儿子出生了。二十岁以前，卡佛已经有了一个四口之家，全家人住在一个家庭医生的办公室后面，靠替医生清洁打扫抵房租。在这之后的二十来年里，卡佛带着全家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打过一个又一个临时工，当过加油工人，清洁工，看门人，替人摘过郁金香。而妻子则给人端盘子，也做上门推销。1964年，他搬到了萨克拉门托，在一家医院里当守夜人兼擦地板，一干就是三年。卡佛就是在这期间开始了酗酒，一喝就是十三年。

卡佛对于文学创作的执著是令人费解，甚至不可想象的。在多年漂泊中，卡佛从未间断过上学和写作，并从1961年开始发表小说，1962年开始发表诗歌。但就像他在成名后的访谈中谈到的，写作并不能给他带来生活的改变，甚至连一点点地改善都谈不到。1967年，他的名篇《请你安静些，好吗？》被选入了当年的《美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卡佛被迫正式宣告经济破产，就在同一年，他的父亲死了。从1967年到1976年的十年中，他没有停止写作，也没有停止酗酒。1968年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离克拉马斯河很近》，自己却搬到好莱坞卖电影票。1970年，他出版了第二本诗集《冬季失眠》，却被一家出版公司解聘，靠失业救济金活了一年。1972年他的境况稍稍好转，得到了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并在加州伯克利大学代课。那一年，卡佛一家买了自己的第一栋房子。但1974年，严重的酗酒问题让他不得不辞掉工作，第二次宣布经济破产，待业了两年。1976年3月，他的第一本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由纽约的一家大出版公司出版，但那年年底，他不得不把房子卖掉，才付清了他因酗酒造成的住院费。

卡佛的生活是在他1977年戒酒以后好转起来的。同一年，短篇小说集《请你安静些，好吗？》获得了美国国家图书奖的提名，他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愤怒的季节》也出版了。1980年卡佛被聘为塞热库斯大学英文系教授，第一次有了稳定的工作。1981年，后来被尊为简约派文学典范的小说集《当我们谈论爱情的时候，我们到底在谈论什么》出版，《纽约时报书评》盛赞，并第一次把对一本短篇小说集的评介放在了头版。1983年是卡佛胜利的一年，春天，卡佛获得了美国文学艺术院颁发的“施特劳斯津贴”，他辞掉了在塞热库斯大学的教职，第一次不必再为生计发愁，成为了职业作家。同年秋，小说集《大教堂》出版（日文版和英国版随即出版），旋即被提名普利策奖。

如果说是巴塞尔姆在70年代彻底革新了短篇小说的形式，那么是卡佛在80年代让短篇小说作为可以阅读的文学形式获得了新生。《大教堂》精装版到1984年就已经卖出两万册，在意大利出版时竟成了最佳畅销书。1993年，大导演罗伯特·奥特曼选了卡佛的九篇小说和一首诗歌，改编成电影《浮世男女》，得到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成名后的卡佛不无自嘲地解释，自己之所以选择写短篇小说和诗歌，主要是因为他只能写坐下来一次就能写完的东西。总是借住在别人房间里的卡佛，“无时无刻不担心自己身下的椅子随时都会被人移走。”在四十岁以前，卡佛几乎从没有坐稳过，一次又一次地被生活拍打得颠沛流离。但就在这种居无定所勉强度日的状态中，就在每一次战战兢兢地坐下来后，卡佛创造了自己艰难生活的镜像，用四本小说集创造了一个让右翼保守派咬牙切齿的世界，一个“无望之乡”。

应该记住的是，在创作《大教堂》以前，卡佛自己一直和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干各种底层工作，品尝着接踵而来的失败和失望。卡佛借自己的切身之痛，描绘了一个仿佛可触摸的蓝领美国，而他自己就是这个社会底层阶级的一员。在卡佛的大部分作品中，贫困和绝望不是回忆中的过去时，而是小说人物以及卡佛自己的生活现状。卡佛是真正的蓝领作家，是写失败者的失败者，写酒鬼的酒鬼。在小说中，可以看到一连串底层形象：饭店女招待，车间工作，机械师，邮递员，剃头匠……当然，还有出现最频繁的失业者和酗酒者，他们在与生活的第一轮较量中，便被打得遍体鳞伤。失败不是故事的开始，也不是故事的结束，而是他们故事的全部。生活的变质和走投无路后的无望，不是人物性格命运的转折点，不是通向某种解脱或升华的中转站，而是人物的常态。卡佛不是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作家，而是一个鲜有的能够以悠长的凝视直面无望的失望者。当被人指责在他故事结尾，问题往往得不到解决，人物停留在一种模糊的僵滞之中时，卡佛说：“对于我写的那些人物和那些境遇来说，困难优雅的解决，不仅是不合适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