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和德国男孩子玩，你就不是我的哥们儿……”

瓦夏·西卡廖夫-克尼亚泽夫，六岁。

现在是一名体育教练。

这是一个黎明……

射击开始了，父亲从床上跳起来，跑到门口，刚打开门，就喊叫了一声。我们以为他是被吓坏了，可他倒在了地上，一枚爆炸的子弹击中了他。

妈妈抓起一件不知什么衣服披上，没有点亮灯，因为射击还在持续。父亲在呻吟，翻转着身子。从窗外透进微弱的光线，照在他的脸上……

“躺到地板上。”妈妈说。

突然，她抽抽噎噎地哭了起来。我们呼喊着跑到她身边，我被父亲的鲜血滑了一跤，摔倒在地。我闻到了鲜血的气息，还有某种浓重的味道——父亲的肠子被打断了……

我记得一口长长的棺材，可父亲的个头并不高大。“为什么给他用这么大的棺材？”我心想。后来我想通了，父亲的伤势太重了，这样一来，他就不那么疼痛了。我也是这样跟邻居的小男孩解释的。

过了一段时间，也是一个清晨，德国人闯进我的家，抓住了我和妈妈。让我们站在工厂前的广场上，我们的父亲战前在这个工厂里上班（位于维捷布斯克州的斯莫罗夫卡村）。站在这里的，除了我们，还有两个游击队员家庭，孩子比成年人还要多。从妈妈那里得知，这是一大家子：五个兄弟、五个姐妹，他们都去参加了游击队。

他们开始打妈妈，整个村子的人都看着，他们在打妈妈，包括我们这些孩子。有一个女人一直往下按着我的脑袋：“低下头，闭上眼睛。”而我挣脱开她的手，我看着……

村庄后面有一片长着树木的小山岗，他们留下孩子，把大人们带到了那里。我依偎着妈妈，而她推搡着我，叫喊：“永别了，孩子们！”我记得，当妈妈飞落进土沟时，微风吹起了她的裙子……

我们的军队来了，我看见了佩戴着肩章的军官。这让我非常喜欢，我用桦树皮也给自己做了一对肩章，用煤炭画上横道。我把它们粘在自己的粗毛料上衣上，上衣是姨妈给我缝制的，我穿着一双树皮鞋——就这样去了，向伊万金大尉报告（我是从姨妈那里知道了他的姓氏），说自己叫瓦夏·西卡廖夫，想和你们一起去打德国鬼子。他们先是开玩笑，笑了一会儿，然后问姨妈我的父母在哪里。得知我是一名孤儿后，士兵们连夜为我用帐篷布缝制了一双皮靴，改短了一件军大衣，塞给了我一顶帽子、半个肩章。有人还给我鼓捣了一条军官才有的武装带。就这样，我成为第二百零三排雷小分队的孩子。指定我的任务是通信员。我非常卖力气，但我既不会写字，也不会读。我的妈妈还活着的时候，叔叔对我说：“去铁路大桥那儿，数一数，那里有多少德国人。”我怎么数呢？他往我的衣服口袋里塞了一把麦粒，我数一个敌人，就把一个麦粒从右边的口袋放到左边的口袋里。叔叔然后就数这些麦粒。

“战争是战争，可你应该学会读写。”党支书沙波什尼科夫对我说。

战士们搜罗来一些纸，他亲自为我做了一个练习本，在上面写了乘法表和字母表，我学习，回答他的问题。他弄来一个装弹药的空箱子，翻过来，说：“写吧。”

在德国的时候，我们一起的已经有三个小孩了——瓦洛佳·波奇瓦德洛夫、维佳·巴利诺夫和我。瓦洛佳十四岁，维佳七岁，我当时是九岁。我们非常友好，就像亲兄弟一般，因为我们都是没有亲人的孤儿。

但是，有一次我看见，维佳·巴利诺夫和德国的小男孩们在一起玩“打仗”的游戏，还把自己的一个带五角星的船形帽给了其中一个小孩，我立刻冲他喊叫了起来，他再也不是我的兄弟了！永远也不会是我的兄弟了！我掏出自己的战利品手枪，命令他跟着我回了部队驻地。在那里，我亲自把他关进了一个不知干什么用的贮藏间做禁闭室。他是列兵，我是下士，于是，我觉得自己按军衔比他高一些。

不知是谁把这件事告诉了伊万金大尉。他叫我过去：“列兵维佳·巴利诺夫在哪儿？”

“列兵巴利诺夫关在禁闭室。”我报告说。

大尉给我解释了很长时间，你们全都是好孩子，他们无论如何没有什么过错，俄罗斯和德国的孩子，战争快结束了，要相互友好相待。

战争结束了，上级给我颁发了三个奖章：一枚是奖励抓捕盖世太保的，一枚是奖励攻克柏林的，第三枚是战胜德国的。我们的部队返回了日特科维奇，我们在这里扫除田野里的地雷。我偶然知道，我的哥哥还活着，住在维列依卡。在去苏沃洛夫军校途中我跑到了维列依卡。在那里找到了哥哥，姐姐很快也赶来与我们团聚，我们又有了一个家。在某个顶层阁楼上我们安置下来。当时食品短缺，等我穿上军服，佩戴好自己的三枚勋章后，我到了市执委会。我走进去。找到门牌上写着“主席”的门，我敲了门，走进去，像样地行了个军礼：“少士西卡廖夫前来申请国民保障事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