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

列娜·阿罗诺娃，十二岁。

现在是一名律师。

我们的城市突然变成了一座兵城。我们和平宁静、四季常青的戈梅利市^35……

父母计划把我送到莫斯科去，我的哥哥在军事学院上学。大家都觉得，莫斯科永远都不可能被攻陷，这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我不想离开，但是父母坚持要这样做，因为敌机开始轰炸我们的时候，我白天什么东西也不吃，食物让我强烈反感，眼看着人就消瘦下来。妈妈认为，莫斯科会平静些，莫斯科一切都会好。于是，他们把我送到莫斯科。她和爸爸会在战争一结束就来接我。他们觉得这会很快的。

火车没有开到莫斯科，开到马拉雅罗斯拉维茨就让我们下车了。火车站上有国际长途电话，我来回跑了好几次，想给哥哥打通电话，好让他知道，我该怎么办。电话打通了，哥哥说：“坐在那里等着，我去接你。”在惊恐中过了一个晚上，人很多，突然宣布：半小时后火车开往莫斯科，请大家上车。我收集起东西，跑到火车上，爬到一个上面的床铺，睡着了。等我醒来，火车停靠在一条不大的河流边，有女人在河边洗衣服。“莫斯科在哪里？”我吃惊地问。人们答复说，火车正把我们拉向东方……

我从车厢里出来，因为伤心和失望大哭了起来。可是——啊！迪娜看到了我，这是我的女友，我们是从戈梅利一起出来的，我们的妈妈一起送我们上的火车，可是在马拉雅罗斯拉维茨我们走散了。现在我们两个人又到了一起。于是，我就不再那么感到害怕了。在车站，有人把食物给我们送到了火车上：三明治，用大车拉来了用盖桶装着的牛奶，有一次甚至给我们送来了热汤。

在库斯塔纳州的扎尔库里车站，让我们下了车。我和迪娜第一次坐上了马车。互相安慰说，等到了地方，立刻给家里写信。我说：“如果房子不被炸坏，父母还会收到我们的信，如果被炸坏了，我们该往哪里写信呢？”我的妈妈是儿童医院的主治医生，爸爸是手工技校的校长。我的爸爸脾气很和蔼，就连整个外貌都是特别标准的教师模样。当他第一次下班后带着手枪（人们发给他的）回到家时，我看见他的普通西服上面佩带了枪套，吓坏了。我觉得，他自己也害怕手枪，晚上他小心地摘下来，放到桌子上。我们住在一所大房子里，但房子里没有住军人，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武器。我觉得，手枪会自己开始射击，我们的家里已经生活着战争了。等爸爸摘下手枪时，战争就结束了。

我和迪娜都是城市女孩，什么也不会。到了目的地，第二天就派我们到田野里干活，一整天都弯腰站着。我头晕眼花，倒在了地上。迪娜守在我旁边哭，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太惭愧了：当地的女孩子干完活了，我们刚刚到了田地的一半，她们已经远远地落下我们。最可怕的是我被派去挤牛奶，人们给了我挤奶桶，可我从来没有挤过牛奶，害怕走到奶牛跟前。

有一次，有个人从车站来，带来了一张报纸。从上面得知，戈梅利被占领了，我和迪娜痛哭起来。既然戈梅利都被占领了，我们的父母就都牺牲了，我们就会被送到保育院。我不想听到“保育院”这个词，我想找到哥哥。但是迪娜的父母赶来接我们了，简直太神奇了，他们竟然找到了我们。她的父亲在奇卡罗夫州的萨拉克塔什市当主治医生。在医院的院子里有一所不大的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睡在用板子搭成的简易床上，床垫里塞的是麦秸。我的长长的发辫让我很受罪，长过了膝盖。没有妈妈的允许，我不能剪头发。我有一个希望，妈妈还活着，她总会找到我的。妈妈喜欢我的发辫，如果我剪掉了，她会骂我的。

有一天……黎明时分……这样的事情只能发生在童话里，可这是在战争期间啊。有人敲响了窗子……我坐起身，看到：我的妈妈站在那里。我一下昏迷了过去……很快妈妈就给我剪掉了长发，往头上抹了煤油，祛除虱子。

妈妈已经打听到，爸爸的学校转移到了新西伯利亚，我们就去投靠爸爸。在那里我又开始上学。从一早就学习，午饭后，我去军队医院帮忙，城市里来了许多伤员，从前线转送到了后方。我们像卫生员一样工作，把我分配到了外科，这是最繁重的科室。把旧床单发给我们，我们撕扯开做成绷带，缠好，然后送到无菌室里消毒。我们清洗旧绷带，有时从前线上运回这样的绷带，用筐子装着，堆到院子里。它们血渍斑斑，粘满脓水……

我生长在医生家庭，到战争前都梦想，将来一定当一名医生。让去手术室——那我就去手术室。别的小女孩都害怕，而我无所谓，只是感到能帮大人的忙，就觉得自己是个有用的人。上完课，我就飞快地跑到军队医院，为了不迟到，总是按时到达。我记得，我有几次昏倒在了地上。医生打开伤口，一切都粘连在了一起，伤员叫喊着……还有好几次我因为绷带的气味而呕吐，绷带的气味非常浓重，不是药味，而是……其他的什么味道……陌生的、令人窒息的……死亡的气息……我已经知道了死亡的气味……有许多女孩子离开了，不能忍受这些。她们为前线缝制手套，有的人会编织，就走了。而我不能离开医院——我怎么能够离开呢？如果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妈妈——是一名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