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色盒子

橘黄色的郁金香开了，花瓣皱巴巴、乱蓬蓬的，犹如战罢归来的散兵游勇。我轻松地向它们问好，就像从一幢被炸毁的大楼里向它们挥手；不过，没有我的照料，它们也一定尽情开放。我有时也会去后花园的瓦砾中翻翻，清理掉一些干茎和落叶，但仅此而已。我已经无法双膝跪地，用手来扒土了。

昨天，我去医生那里看我的头晕病。他对我说，我得的病是所谓的心，似乎健康的人是没有这种心的。看来我不会永远活着，而只会像关在瓶子里的女巫那样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老、越来越脏。很早以前就一直唠叨着不想活了，而如今我意识到这个愿望真的快要实现了。尽管现在我已经改变了主意。

我裹了一条披巾，坐在后门廊的一张斑驳的木桌旁；这张桌子是我让沃尔特从车库里拿来的。车库里堆放着以前的房主留下的常用物品：一些干了的漆罐、一堆柏油木瓦、半罐锈钉、一卷挂画的金属线。还有干了的麻雀尸体，以及被老鼠做窝的软垫子。沃尔特用清洁剂将垫子上的老鼠窝洗掉了，但上面还是残留着老鼠的气味。

我面前放着一杯茶、一个切成四小块的苹果，以及一本带有蓝条纹的便笺纸——就像人们以前睡衣上的那种条纹。我还买来了一支新圆珠笔，笔杆是黑塑料的，头上有一个滑动珠子；是便宜货。我还记得我的第一支自来水笔，摸上去十分光滑，蓝色的墨水弄得我手指上到处都是。笔杆是胶木做的，外面还镶着银。那是一九二九年，当时我只有十三岁，劳拉未征得我的同意就把这支笔借走了——她借东西一贯如此——结果三下两下就把它弄坏了。我自然原谅了她。我总是在原谅她；我只能这样做，因为在那个荆棘丛生的“孤岛”上只有我们两个人。我们在等待营救。其实，在这个大陆上，每个人都在等待营救。

我写这些东西是为了谁？为我自己吗？我想不是。我并不想日后让我自己来重读这些东西，因为日后难以捉摸。那么，是为我死后的某个陌生人吗？我没有这样的雄心，或者说没有这样的希望。

或许我并不是为了任何人。或许只是像小孩子在雪地上涂写他们的名字一样。

我不如以前那样敏捷了。手指僵硬而不听使唤，手中的笔颤颤巍巍，好一阵子才形成文字。不过，我还是坚持俯身写作，仿佛是在月光下缝衣服。

当我朝镜子里望去，我看到了一个老妇人；或者不用老字，因为如今不可以再说谁老了，那么就用年长吧。有时候我从镜子中看到一个年长的妇人，像我从未谋面的祖母，或者像我自己的母亲（如果她能活到我这样的年龄）。可有时正相反，我又从镜子中看到一张我曾经精心修饰过的、自怜的少女脸庞，在我现在的脸上忽隐忽现；尤其是在午后时分，阳光斜照，这张脸看上去是如此松软和透明，我可以像褪丝袜一样把它褪下来。

医生说，为了我的心脏，我需要每天散步。但我宁可不去散步。这倒并非因为我不愿意走动，而是不愿意出去抛头露面。人们会注视我、议论我——这是我的想象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我毕竟是在这儿土生土长的，就像是一块曾经建有珍贵建筑而如今只剩下一堆瓦砾的空地。

我喜欢待在屋里不出来，慢慢变成附近孩子们嗤之以鼻，却还抱有几分敬畏的隐士。让四周的灌木和野草疯长，让房门锈住。而我自己身穿睡袍躺在床上，让头发越长越长，铺满枕头，手指甲长得如猫爪一般；蜡烛油滴得满地毯都是。不过，很久以前我就在经典和浪漫之间作出了选择。我宁愿自己被直挺挺地安葬——躺在白昼下的坟墓里。

也许我不该搬回这里来住。不过，那时候我想不出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去。就像瑞妮曾经说过的：这鬼地方你熟悉。

今天我努力走出了屋子，一直步行到了公墓。我总得为这傻乎乎的漫步找个目的地吧。我戴着宽边草帽和浅墨镜来遮挡耀眼的阳光，还带上了手杖用来探测路缘。此外，我还带了一只塑料购物袋。

我沿着伊利街往前走，经过了干洗店和照相馆，以及主街上的几家老店；它们成功地克服了小镇郊区新开的购物中心造成的顾客分流而生存下来。贝蒂小吃店则又换了新老板。迟早新老板也会受不了的，要么死掉，要么搬到佛罗里达去。小吃店现在新建了一个天井花园，游客们可以坐在里面尽情地晒太阳；它过去是一块有裂缝的水泥地，是用来放置垃圾筒的。他们将出售的意大利饺子和“卡布基诺”咖啡大胆地放在橱窗里，似乎镇上的每个人一看自然就会明白这些东西是什么。好了，人们现在明白了；人们已经品尝过这些东西，即使仅仅是为了获得讥笑的权利。我不需要咖啡上有泡沫。那东西看上去像剃须霜。喝一口满嘴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