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刺客·街头漫步》

她沿着街头漫步，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一个有资格在这条街上漫步的女人。不过，她看上去并不像。她的衣着不对——帽子不对，外套也不对。她应该系条头巾，从头顶扎到下巴，再穿件宽松的外套。她应该显得老气一些，朴素一些。

这里的房子一间挨着一间。这一排排的简陋小楼都是用人住的，但现在用人不多了，那些富人让他们住到别的地方去了。这些砖房已经被烟熏黑，上下各两间，厕所在屋外后面。有的房子至今在它前面的小草坪上还留有菜园的残余——一条发黑的番茄藤，木桩上还垂着线。这些菜园收成不会好，因为太阴暗，土质也不好，布满煤屑。不过，即使在这个地方，秋树还是长得很茂盛，叶子泛着红橙黄三种颜色，有的则红得像新鲜的猪肝。

房子里传出咆哮、狗吠、叽里哇啦的人声以及砰砰的门声。有女人们高八度的无奈的愤怒声音，还有孩子们大声的顶撞。狭窄的门廊里，男人们坐在木椅上，两手垂在膝下；他们没有工作，但还有家和房子。他们的眼睛盯着她，横眉怒视她的毛皮衣领和袖口，以及她昂贵的蜥蜴皮手袋。他们可能就是这里的房客，挤进地下室和偏角的房间，这样才能付得起便宜的房租。

女人们脚步匆匆，低着头，拱着肩，拎着一个个牛皮纸袋。她们想必都已结婚。她们此刻想到的是一个炖字。她们要向肉店讨些骨头，再买些便宜的肉回家，和蔫白菜一起煮。她的胸脯太挺，下巴昂得太高，脸上没有垂头丧气的表情。当这些女人们抬头看她时，她们的目光是十分肮脏的。她们一定认为她是个婊子，但她穿这样的高档鞋子，又不像是这种人，究竟来这里干嘛？

酒吧到了，就在他说的那个街角。这是个啤酒屋。男人们在外面聚成一堆。当她经过他们身边时，没有人跟她说话；他们只是盯着她看，就像从灌木丛中窥视一般。然而，她能听见他们的小声嘀咕——他们的喉咙里发出的对她的愤恨和觊觎，如同船尾的涡浪一样紧紧跟随她。也许这些男人把她错看成教会义工或傲慢的施善者——干涉他们的生活，问这问那，然后把残羹剩饭施舍给他们。不过，她穿得太好，不像是干这个的。

她是乘出租车来的，在三个街区以外付钱下了车，因为那儿交通相对繁忙。她最好别成为人们谈论的逸闻；谁会在这个穷地方坐出租车呢？然而，她本来就像一个逸闻人物。她需要一件在大甩卖时买的外套，塞入手提箱，进一个饭店的餐馆，先把自己的外套留在前台，溜进化妆间换衣服，然后再弄乱头发，擦去口红，出来时就成了另外一个女人。

不行。这样做行不通。首先是那个手提箱。那是离家时带出来的。你这么匆匆忙忙要去哪儿？

于是，她决定采取惊险行动，仅仅靠她脸上的计谋去冒险。如今她已熟能生巧，表情平和、冷静、茫然。她可以扬起双眉，那种坦然真诚的目光只有双重间谍才能装出来。脸上表情纯洁如水。她应该避免说谎的必要。事先要让对方所有的问题都变成愚蠢的问题。

然而，这样做仍旧有危险。他曾告诉她这样对他也有危险，而且危险更大。他想，有一次他走在街上，被人认了出来。那个人可能是反赤小分队的打手。他的对策是走进一个拥挤的啤酒屋，然后从后门逃出去。

她不知道是否该相信这种所谓的危险：那些身穿着宽松黑色套装、竖起衣领的男人，以及他们转来转去的汽车。跟我们来。我们带你上车。接下来就把你带到空房间里，里面有刺眼的灯光。这一切听起来太戏剧化了，仿佛是黑白电影里大雾中经常发生的事。这种事只发生在别的国家，只发生在外国人身上。即使发生在这里，也不会发生在她身上。

如果她被抓住，不到天亮她就会背叛他。她清楚地、冷静地明白这一点。总之，他们会放过她，把她的卷入看作是一次轻率的涉足或是带有反抗意识的恶作剧。由此而产生的任何混乱将被掩盖起来。她个人当然要为此付出代价。可她用什么来付呢？她已经一无所有了，别指望再从她身上获得什么。她要把自己关在家里，拉上百叶窗，让人们以为她出去吃饭了——永远如此。

近来她总觉得有人在监视她，尽管她每次察看并未发现异常。她变得更小心了；她尽可能地小心翼翼。她害怕了吗？是的。大多数时候是这样。害怕无关紧要。但说实话，害怕有一定的作用。这会令她同他在一起的时候感觉更美好；渐渐地，她也就不再害怕了。

真正的危险来自于她自己：什么事她能做，以及她愿意做到什么程度。能做和愿意做都不相干。她会被推到哪儿，会被领到哪儿，这才是问题所在。她从未考虑过自己的动机。她从未有过所谓的动机；欲望不是动机。在她看来，似乎她别无选择。这种极端的快乐也是一种屈辱，就像被一根耻辱的绳索拉着前行，又像脖子上套着一个狗圈。她怨恨自己缺乏自由，于是就拉长与他见面的间隔时间。她有时故意失约，撒谎说她没看到公园墙上的粉笔记号，或者没有收到消息——诸如那并不存在的服装店的新地址、一张她从未有过的老朋友签名的明信片，或是一通打错的电话之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