午餐过后

午餐过后，我本想待在房间里看看书，但是爸妈几乎立刻就过来跟我说我那天下午得带那人出去散步。

我冲口回答说不要，叫别的人带他去，请让我在自己房间里学习。我本来还要说些别的，向他们解释为什么我不喜欢跟他出去，但是爸爸往前跨出一步看着我，那种样子我受不了，他的目光盯在我身上，我就觉得那目光越来越盯到我面孔里面，我都快喊出声来了，只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在这种情况下，妈妈从来都是一言不发，也不看我，但是她会合着手站得靠后一些，我看见她垂到额前的灰发，就只能转过身，回答说好的，当然，马上。然后，他们没再说什么就走了。我开始穿好衣服，唯一的安慰就是我要穿上锃亮锃亮的黄色新鞋了。

我走出房门时，是两点钟。恩卡纳西翁阿姨说我可以到最里面的房间去找他，他总是很喜欢下午钻到那里去。恩卡纳西翁阿姨应该察觉到我因为必须要跟他出去而无比沮丧，因为她用手摸摸我的头，然后弯下腰吻了吻我的额头。我感觉到她往我兜里放了点东西。

“给你买点儿什么，”她在我耳边说道，“别忘了也给他一点，那样才乖。”

我吻了吻她的脸颊，心里高兴了一些。我走过大厅门口，爸妈正在厅里下跳棋。我觉得，我跟他们说了声再见，或类似的话吧，然后，我拿出那张五比索的纸币，把它抹平，放进钱包里，那里面已经有一张一比索的纸币和一些钢镚儿了。

我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找到了他，我用力抓牢他，我们俩就从院子里出去到了通向前面花园的门口。有一两次，我突然很想就这么放开他，回到屋里，跟爸妈说他不想跟我出去，但是，我很肯定，他们还是会把他带过来，逼着我带他去临街的大门口。他们以前从来没叫我带他去过市中心，而他们现在竟叫我干这种事，这太不公平了，因为他们很清楚，他们就逼我带他到路上散过一次步，那一次就发生了阿尔瓦雷斯家那只猫的那场惨剧。我觉得自己好像还能看见在门口跟爸爸说话的那个警察的脸，还能看见爸爸之后倒了两杯甜烧酒，妈妈则在她的房间里哭泣。他们竟叫我干这种事，太不公平了。

早上曾下过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道路是越来越坑坑洼洼了，走路时简直不可能不把脚陷进个把水坑里。我想尽办法挑最干燥的地方走，努力不把我的新鞋打湿，但是，我立刻就看出来他很喜欢往水里踩，我必须使劲全力猛拽才能逼着他跟我走。虽然如此，他还是成功地走近了一块比其他地方更塌下去一点点的地砖，等我发现的时候，他已经全身湿透、到处沾着枯叶了。我只能停下脚步，把他弄干净，我一直觉得邻居们就在花园里看着，什么都没说，但是都在看着。我不想说谎，我并不介意他们看着我们（看着他和带他散步的我）；最糟糕的是杵在那里，手上的手帕一点点被打湿，沾上泥点和枯叶片，而且我还必须抓着他，让他不能再次靠近那个水坑。再说，我已经习惯了双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在街上逛，吹着口哨、嚼着口香糖或者一边看着漫画，一边用眼角余光估算着从我家到电车站的人行道上的地砖，我对那些路很熟悉，这样，我就能知道我什么时候会经过蒂塔的家门前，或者我什么时候会到达卡拉波波街角。现在，这些事我都不能做了，而那条手帕开始打湿我口袋的衬里，我的腿上感觉到湿漉漉的，叫人怎能不相信果然祸不单行。

在这个时间，电车总是很空的，我暗自祈祷我们俩能坐同一排座位，我会让他坐在靠窗的一边，他就不会那么惹人嫌。不是说他会乱动，但是，人们总会觉得他惹人嫌，我也能理解。因此，我一上车就很担心，因为电车里几乎坐满了人，没有一个空着的双人座。路太长了，我们不能一直站在车门口，售票员会叫我坐下，叫我把他安置在什么地方。因此，我立刻让他往里走，把他带到中间的一个双人座位上，靠窗的那一边有一位女士坐着。也许，最好是坐在他后面看着他，但是，电车坐满了人，我必须再往前走，坐在挺远的地方。乘客们并不怎么在意，在这个时候，人们还在消食，正随着电车的颠簸而半梦半醒。但倒霉的是，售票员停在了我让他坐的那个座位旁边，用一枚硬币敲着售票器的铁皮，我又得转过身，示意他来找我收钱，我得把钱亮给他看，让他明白他得给我两张票，但是那售票员却是那种很没有眼力的呆瓜，只管拿着硬币敲啊敲。我只能站起身来（现在，有两三个乘客正看着我），走到那个座位旁边。“两张票。”我对他说。他撕下一张，看了我一眼，然后把票递了给我，又往下看了看，带着些轻蔑。“请给我两张。”我又说了一遍，我很确定整个电车的人都觉察到了。那呆瓜又撕了一张票，递给了我，他要跟我说句什么，但是我把钱递给他后就转身三步并作两步回到座位上，头也不回。但更要命的是，我还时时都得回头看看他是不是还老实地待在后面的座位上，这引起了几个乘客的注意。我一开始决心只在经过每一个拐角的时候回头，但是，我觉得每个街区都长得可怕，我时时都害怕会听到一声惊呼或尖叫，就像发生阿尔瓦雷斯家的猫那件事时一样。然后，我开始数到十，就像拳击赛里一样，这大概是走半个街区的时间。一数到十，我就借故回头，比如理理衬衣的领子啊，或者把手伸进外衣口袋里，只要看起来像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或类似的举动，就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