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诉书

他在城里的监狱里只待了一夜。第二天他就被转移了，而且还受到一定礼遇，他的房间朝向旧法院书记室的院子，窗户铁条和门锁都很结实，但是它具备了一名要犯能指望的差不多全部舒适。这里前不久关押过一个被控贪污的市政长官，更早一些，关押的是一名被法国人重金收买的爵爷；不会有更好的拘押地点了。然而，在黑牢里度过的一个晚上已经让泽农惹上了跳蚤，他费了好几天工夫才将它们清除干净。令他吃惊的是，人们同意他让人送来自己的衣物；几天之后，甚至连文具匣也还给他了。但是他想得到书籍的要求被拒绝了。很快，他得到允许，每天可以在院子里散步，地面有时结冰，有时泥泞，陪同他的是那个诡诈的狱卒。然而，有一种恐惧始终萦绕不去，那就是对酷刑的恐惧。这个以治病为业的人一直无法接受的是，竟然有人用一套方法来折磨自己的同类并以此为生。长久以来，他一直训练自己对此漠然置之，不是对痛苦——这种痛苦本身并不比外科手术中伤者的疼痛更难以忍受——而是对将痛苦故意强加于人的暴行。他逐渐习惯了自己的恐惧。如果有一天他不得不呻吟，喊叫，或者像西普里安那样编造谎言嫁祸于人，那么，犯下过失的是那些成功地拆散了一个人心灵的人。但是这种令他无比担忧的恐惧并没有到来。显然是有强有力的保护人介入。然而，这并不妨碍对拷问架的恐惧仍然停留在他身上某个地方直到最后，让他不得不在每次有人开门时都要克制住惊跳。

几年前他来到布鲁日时，以为自己已经在人们的无知和遗忘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他将自己的安全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并不可靠。但是，他的一个幽灵大概潜伏在人们的记忆中继续生存；这场风波让这个幽灵浮现出来，比长期以来跟人们擦肩而过的他更加真实。模模糊糊的传闻突然之间凝固了，跟诸如魔法师，背教者，恶棍，外国密探等滑稽的形象结合在一起，无论任何地方，这些想象总是漂浮在愚昧无知的头脑里。任何人也没有在塞巴斯蒂安·戴乌斯身上认出泽农；但事后所有人都认出他来了。在布鲁日，任何人以前也没有读过他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如今也没有更多人翻阅过，但是，一旦知道它们在巴黎遭到禁止，在罗马受到怀疑，任何人都觉得有资格诋毁这些危险的天书了。当然，某些好奇并且稍微敏锐一些的人，可能早已猜到他的身份；并非只有格利特一人有记忆和眼睛。但是这些人保持缄默，这样看来他们是朋友而不是敌人，但也有可能他们在等待时机。泽农始终怀疑有人提醒过方济各会修道院院长，或者相反，院长在桑利斯让一位旅行者登上他的马车时，就已经知道与他交谈的这位哲学家写过一部颇有争议的作品，这本书正在广场上被焚烧。泽农倾向于相信第二种情形，这样可以让他在最大程度上对院长的勇气心怀感激。

不管怎样，他遭遇的灾难已经改变了面貌。在一桩有几个见习修士和两三个坏僧侣卷入的淫荡事件中，他不再是一个不起眼的配角；他重新变成了自己命运的主人公。他的罪状在不断增加，但是至少，他不再是被草率的司法程序匆匆打发的一个无足轻重的人物，而塞巴斯蒂安·戴乌斯很可能遭遇那样的情况。碍于棘手的审理权问题，他的案子可能会旷日持久。市政法官在终审时审理属于普通法的罪行，但是主教坚持在这个涉及无神论和异端的复杂案子上拥有最后发言权。一个由国王新近任命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引起舆论一片哗然，何况这个城市迄今为止从未有过主教的职位，在很多人看来，此人是宗教裁判所巧妙地安插在布鲁日的帮凶。实际上，这位主教有意通过公正地处理这桩案子，出色地证明自己权力的合法性。帕托洛梅·康帕努斯议事司铎不顾高龄，为这件事殚精竭虑；他建议并且最终争取到让鲁汶大学的两位神学家前来参与旁听，被告曾获得这所大学的教会法学位；人们不知道这一安排是征得主教的同意作出的，还是与他的意愿相违。在某些思想过激的人中间还流行一种激进的意见，认为渎神者属于教廷圣职部在罗马的法庭直接管制，重要的是昭示其理论的背谬之处，最好将他严加看管押送到罗马，让他在圣母马利亚-絮尔-密涅瓦修道院的某个牢房里反省。相反，理智的人们则坚持应就地审判这位在布鲁日出生，然后化名回来的渎神者，他出现在一个虔诚的团体内部助长了混乱局面。这个泽农在瑞典国王的宫廷里待过两年，他也许是北方强国的间谍；人们也没有忘记，他从前还在不信教的土耳其人的国家生活过；应当弄清楚是否如传言所说，他在那里有过背教行为。人们面临的是一桩有多重罪状的案子，这场诉讼有可能持续数年，成为城市体液中的固定性脓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