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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见到露西尔了吗？”

“没有。”见到了，露西尔无处不在，可我们没有讲话。

“她可能病了。也许我应该过去一趟，看看她的情况。我是她的阿姨。”

“嗯。”那能有什么用呢？在我看来，我们这个家至今已脆弱得不堪一击，破裂是必然的，担心使用任何特殊计谋去挽救它是否明智或合理，那徒劳无益。不久，一点风吹草动就会把它摧毁。

“我拿点鸡肉给她。”西尔维说。对，拿点鸡肉给她。这个主意让西尔维为之一振，她掰下脖子给自己，鸡翅给我，将剩下的全包在一块茶巾里。她洗了洗手，把头发夹到脑后，出发去露西尔那里。

她很晚才回来。我已经啃完鸡翅，拿了一本《并非陌生人》上床。她上楼，在床脚处坐下。“那些女人一直在找露西尔谈话，”她说，“你知道她们想干什么吗？”

“知道。”

“露西尔告诉了我。我不信她们能办得到，你说呢？”

“办不到。”办得到。

“我也相信办不到。那非同小可。她们明白这一点。”

“嗯。”是的。那非同小可。她们明白这一点。

“我以为她们只是想谈货车的问题。我以为她们谅解了。可露西尔说如今是因为我们在湖上过夜的事。好吧，我会向她们解释。”

去向她们解释吧，西尔维。

“别担心。”她拍拍我耸起在毛毯下的膝盖。“我会把前因后果解释给她们听。”最后，虽然西尔维在洗刷盘子和叠放时发出嘈杂的声响，可我还是睡着了。早晨，厨房的桌子收拾擦洗得一干二净，摆了一个碗、一只调羹、一盒玉米片、一杯橙汁和两片放在茶碟上、涂了黄油的吐司，还有插假花的花瓶。西尔维被报纸弄得一身脏，头发上沾着蜘蛛网。

“这像样多了。”我说。

她点点头。“可真乱啊！老实讲。我忙了一晚上。现在，你吃早餐吧。你该迟到了。”

“你觉得我是不是该留在家里帮忙呢？”

“不行！你去上学，露西。我帮你把头发梳理通顺。你得打扮得漂漂亮亮。”

我从未料到西尔维会着急或产生紧迫感。其实，我惊讶于她愿意为了我这么不遗余力。以前我一直觉得西尔维和我在一起纯粹是个意外——风吹走一团轻软的马利筋花，两粒种子没有飞起来。对我而言，我们和睦地住在同一间屋里，原因是屋子够宽敞，我们俩在这儿都有家的感觉，相敬如宾的习惯在我们俩身上根深蒂固。若出现一位法官，像我外祖母警世故事里的流浪汉一样，将我揽到他的黑袍底下，带我离开，去传闻中的农场，那么，一股震荡会传遍这座屋子，震得盘碟丁零当啷，茶杯摇晃不定，玻璃也许会连日发出鸣响，西尔维会又多一个故事可讲，与其他的相比，不是那么万分悲伤。可眼前所见的是决心和紧迫感。我清楚我们在劫难逃。我穿上西尔维为我放长、熨平的裙子（这些事在他们眼里很要紧，她说），和我最好的毛衣，西尔维用阔齿梳梳开我最大几团打结的头发。“嗨，站直了，”她在我出门时说，“要对人微笑。”我在难受和忐忑中度过那一天。回到家，发现西尔维坐在一间经过打扫、没有猫的客厅里，在轻声同治安官讲话。

拆散一个家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假如理解了这一点，就能理解接下来发生的一切。治安官和每个人一样心知肚明，他的脸因歉疚而木然。“会有一次听证会，费舍太太。”他说，语气颓然，因为无论西尔维会说什么，他都无法给出别的回答。

“这么做是件非同小可的事。”西尔维说。治安官垂下双手，放在膝盖上，以示同意，并说：“会有一次听证会，太太。”当我走进去时，他起身，抓着帽子，置于腹下，一副办事员拘谨刻板的模样，我出于友善，向他道了一声“晚上好”。“请原谅，”他说，“我们大人有事要谈。”于是我上楼去自己的房间，任我的命运自生自灭，我对注定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既不好奇，也无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