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1938年9月,《查无此人》在美国的《故事》杂志首次发表之际就引起了轰动。这部作品以一位居住在旧金山的美籍犹太人和他的一位已经返回德国的生意伙伴之间的通信为主要内容,最早向美国公众揭露纳粹思想的毒害。
《查无此人》甫一出版,仅十天,刊载该作品的杂志便被抢购一空,热情的读者甚至用油印机将这部小说复印下来送给朋友阅读。美国国家电台的评论员沃尔特·温切尔热忱地称赞这部作品是“月度最佳作品,不容错过”。《读者文摘》也把本刊长期以来只刊登非虚构作品的宗旨置之脑后,为超过三百万的读者重印了这部小说。
1939年,西蒙·舒斯特出版社出版了《查无此人》,销售量超过五万册,在当时这一销量是惊人的。哈米什·汉密尔顿随后在英格兰出版了本书的英国版,此后,各种语言的译本相继出版。然而1939年也是闪电战爆发的年份,欧洲在几个月内就被希特勒控制,不仅荷兰语版的《查无此人》不见踪影,仅有的其他欧洲语版的《查无此人》也都被列入“帝国专员”的禁书名单。所以,尽管该书在美国和英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获得成功,但是在接下来的六年中,它在欧洲大陆上却鲜为人知。
本书的作者克莱斯曼·泰勒,被称为“撼动美国文坛的女作家”,原名凯瑟琳·克莱斯曼,1903年生于美国俄勒冈州的波特兰,1924年毕业于俄勒冈大学,后赴旧金山,成为广告撰稿人,业余时间为一些小型文学期刊写稿。1928年,她所钟爱的《旧金山评论》的编辑邀请她参加一个晚会。其间,她遇到了广告商艾略特·泰勒,两周之内他们就结婚了。由于大萧条对广告业的冲击巨大,这对夫妇带着两个孩子在俄勒冈南部买了一个小农场。1935年,他们又生了第三个孩子,他们把这段靠种田和淘金为生的日子称作“靠土吃土”。
1938年,他们搬到纽约,艾略特当编辑,凯瑟琳完成了《查无此人》的写作。艾略特把这部作品带给《故事》杂志的编辑怀特·伯纳特,他立即希望发表这部作品。他和艾略特认为,这个故事“充满力量,如果把它置于一个女性的名下则显得不相称”,于是给凯瑟琳取了一个笔名——克莱斯曼·泰勒——她接受了这个名字,由于《查无此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个名字被她终生使用。凯瑟琳这样描述创作这个故事的初衷:
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我的一些在美国生活过的德国朋友回国了。他们都是有教养有知识且热心的人。他们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宣誓效忠纳粹,拒绝听取有关希特勒的最轻微的批评。在重返加利福尼亚期间,他们在街头遇见了一个亲密的老朋友,他是犹太人。他们不和他说话。当这位犹太朋友伸开双臂来拥抱他们的时候,他们居然转身背对着他。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凯瑟琳大惑不解。是什么改变了他们的心?是什么让他们走到如此残酷的地步?
这些问题在我心中萦绕不去,难以释怀。我所认识且尊敬的这些人会受到纳粹思想的荼毒,沦为纳粹分子,这简直令人难以置信。我开始研究希特勒,阅读他的讲话及其顾问们的文章。这些文章令我惊骇莫名。最使我焦虑的是,在美国没有人意识到德国发生了什么,他们也不关心那里的一切。1938年,美国的孤立主义运动势力强大;政治家声称,欧洲的事务与美国无关,德国很好。查尔斯·林白从德国回来后甚至说,那里的人民多么美好。但一些在德国学习的学生却说出了纳粹暴行的真相。大学联谊会的学生们本以为,给德国的朋友们写封信开一开希特勒的玩笑很有趣,但朋友回信说:“别干傻事。我们处境危险。这些人并不是吃闲饭的。写信就能陷害一个人致死。”
此类事件不过是报上的一条小消息,却引起了艾略特的注意,他把这条新闻带给凯瑟琳。他们一起想出了以书信作武器的点子。她在自己构思的故事中采用了这个想法。
我想写纳粹的行径并向美国公众揭露真相,活生生的人被扭曲的意识形态洗脑。
于是,《查无此人》诞生了,并且大获成功。1939年,《纽约图书评论》盛赞道:“这部现代小说是完美之作,是对纳粹的最有效的控诉。”1942年,凯瑟琳相继出版了另一部控诉之作《直到那一天》。
战后,对纳粹的进一步控诉似乎不再那么必要了,除了偶尔被收进作品选集之外,《查无此人》渐渐淡出了公众的视野,被人们遗忘。艾略特·泰勒于1953年去世。凯瑟琳寡居了十五年,继续在宾夕法尼亚的盖茨堡大学教写作、新闻和人文课程。1966年,凯瑟琳退休,搬到了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同年11月,她经历了那里发生的亚诺河大洪水——这一经历促成她的第三部作品《洪水中的佛罗伦萨日记》的完成,出版后得到英美批评界的交口称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