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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次捕捉柯希莫是由我姐姐巴蒂斯塔出的主意，她的独出心裁，像她平素行事一样，自然是不同任何人商量，偷偷摸摸地出笼了。她半夜里走出家门，带着一只盛满粘鸟胶的锅子和一张木梯，把一棵角豆树从梢顶到根座刷上胶。那是柯希莫匀惯于每日早晨栖身之上的一棵树。

早上，被粘住的红额金翅鸟扑打着翅膀，鹪鹩一个个被裹粘在胶糊里不能动弹，粘在胶上的有夜里飞出的蝴蝶，风吹落的树叶，一只松鼠尾巴，还有一片从柯希莫的燕尾服上撕下来的下摆。不知道他真是坐到一棵枝上，然后设法脱身了，还是相反一一更可能是，园为我见他早就不穿燕尾服了一一那块衣服碎片是他为了捉弄我们故意放上去的，反正那棵树一直脏兮兮地沾满胶，后来就枯死了。

我们开始相信柯希莫不会回来了，我们的父亲也这么想。自从我哥哥沿着树木在整个翁布罗萨的地面上跳来跳去之后，男爵就不敢四处走动，以免被人看见，因为他担心公爵的尊严受到的损害。他变得日益憔悴，面颊瘪陷，我不知道，我们父亲的焦虑程度如何，他为王朝延续的担忧程度如何，而现在这两者已经合为一体。因为柯希莫是他的长子，爵位继承人，如果说让一位男爵像一只鹧鹄似的在树上蹦跳不好的话，那么让他来当公爵就更糟糕，虽然他还只是个孩童。对于有争议的爵位问题，在继承人的这种行为表现中当然找不到支持性意见。

人们认为担忧是多余的，因为翁布罗萨的平民百姓把我们父亲的幻想当做笑话看待，而在这附近有别墅的贵族绅士则认为他精神不正常；在适意的地方修建别墅居住的习惯已经在贵族中蔚然成风，他们很少住在领地的城堡之中了。这表明他们更喜欢像普通的市民一样生活，不愿意忍受闭门幽居的冷清沉闷。翁布多萨的好处恰恰在于它是属于大家而不属于某一个人。翁达利瓦侯爵府对它享有某些权利，几乎全部是土地的领主，但是它早已是热那亚共和国之下的一个纳税自由市镇；我们可以宁静地在我们从祖上继承下来的那些土地和一些我们过去从市政府没花几文钱就买到的土地上安居乐业，因为市政府曾一度负债累累，还希求什么呢？在那周围存在着一个小小的贵族社交圈子，他们有别墅、花园和延伸到海边的果园，大家互相拜访、打猎，生活费用低廉，都过得很快活。他们享有在朝廷供职的人的一些利益而无须操劳费力，他们的花销由庇护他们的皇室支付，却不必服从某个首都、某种政治。我们的父亲却没有品味出这些好处，他觉得自己是个被废黜的君主，他同邻近的贵族们终于断绝了一切关系（我们的母亲是异国人，可以说她与他们一向不来往）。这样也自有好处，因为没人登门拜访，我们节省了许多花销，并掩饰住了财政上的窘迫境况。

不用说，我们同翁布罗萨的老百姓保持了最好的关系。你们可知道翁布拉萨人怎么样吗？这些人有点吝啬，一心经营他们的店铺，那个时候由于在阔人中饮用加糖柠檬汁的风气盛行，他们卖柠檬的生意开始兴旺起来，他们到处种植柠檬树，并且修复了早年被海盗侵犯而毁坏了的港口。他们往来于热那亚共和国、撒丁国王的属地、法兰西王国和教会的领地之间，向所有的人贩卖货物。他们对谁都不在乎，假如没有那些他们必须上缴给热那亚的税款，那些一次次榨干他们血汗的征税的话。每年都要发生几次反对共和国政税官的骚动。

迪·隆多男爵每当发生这些抗税的骚乱时，他总以为授予他公爵之冠的时机就要到了。这时他走上广场，自愿充当翁布罗萨民众的保护人，然而每次他都不得不在一阵腐烂柠檬的袭击之下尽快逃掉，于是，他说是一次反对他的阴谋，由耶稣会士们策划的，通常都是如此说法。因为他以为在耶稣会士们与他之间会有一场殊死的战争发生，耶稣会士不干别的，专搞伤害他的阴谋诡计。实际上也发生过争执，也为了一块菜园，我们家同耶稣会争夺其所有权，吵了一次架。男爵由于当时同主教大人关系甚好，成功地将省里的耶稣会神甫赶出了多切西地界。从那之后，我们的父亲认定耶稣会将派人谋害他的性命和侵害他的权益。从他那方面来说，他力图拼凑一只由信徒们组成的民兵，以便解救主教，他觉得主教已沦为耶稣会士们的囚徒。他向所有声称受到耶稣会士欺侮的人提供避难和保护，甚至选那位神智恍惚的半个冉森派教士当我们的忏悔神父。

我们的父亲只信赖一个人，他就是律师骑士。男爵对那位私生子弟弟很是偏爱，对他就像是对待一个不幸的独生子一样。现在我不能说我们那时曾经意识到否，但在我们对卡雷加的看法中肯定含有少许的妒意，因为我们的父亲把那位50岁的兄弟比我们这些小孩儿更放在心上。另外蔑视他的人不单单是我们，女将军和巴蒂斯塔装出尊重他的样子，实际上却不能容忍他；而他在顺从的表面之下显得对一切人和事都不介意，也许他恨我们大家，也恨被他辜负了一往深情的男爵。律师骑士沉默寡言，有时人们几乎以为他是聋哑人，或者说他不懂我们的语言，谁知道他从前如何当律师的，倘若那时他就是这么迟钝，那是同土耳其人打交道之前的事了。也许他也曾是一个聪明人，因为他从土耳其人那里学会了那套计算水利工程的本事。这是他现在或许还能胜任的唯一工作，对此我们的父亲给予了言过其实的夸奖。我从不清楚他的过去，不知道他的母亲是何人，不知道他年幼时同我们的祖父关系如何（也可以肯定他是受到宠爱的，因为祖父让他学会当律师并叫人封他骑士的头衔），不知道他在土耳其的结局，也弄不清楚他真是在土耳其度过了很长时间，还是在某个野蛮人的国度里，如突尼斯、阿尔及尔。但是不论怎样，是在一个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里，人们说他也当过伊斯兰教徒，人们关于他的说法很多，说他出任过要职，当过苏丹王的显赫高官，土耳其国务会议的水利工程师，或其它类似的官儿。后来一次宫廷谋反，或是一次为女人发生的争风吃醋事件，或者是一纸赌债使他坠入困境，沦为被贩卖的奴隶。据说威尼斯人在一艘俘获的土耳其战船上的奴隶中发现了带着锁链划桨的他，他们释放了他，在威尼斯他活得比一个乞丐略强一些，直到有一天我不知道他还干了些什么，吵了一架（一个如此胆怯的人能同谁吵架，只有上天知晓），他再次沦为阶下囚，经过热那亚共和国从中斡旋，我们的父亲将他赎出，于是一个秃头黑须的小个子男人，穿着一身合体的肥大衣服，十分局促不安，半聋半哑似的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我当时还很小，但是那天晚上的情景给我留下了印象）。我们的父亲强令大家把他当做一个体面的人来对待，委任他当总管，给他配备了一间事务所，他总是杂乱无章地在那里塞满了纸片。律师骑士穿上件长袍，戴一顶土耳其式的圆形平顶无边便帽，就像当时许多贵族和资产者在他们的事务所的办公室里通常打扮的那样，只是说实话他几乎从来不去办公室，人们一开始便看见他这样穿戴着在室外转悠，在田野里行走。后来他还穿那一身土耳其装束来到餐桌边，最奇怪的是我们的父亲，那么注重礼仪，却能宽容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