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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在我面前，坐在长沙发上。已是晚上七点，天色渐暗。

“您认为他今天会来？”她问我。

我可以肯定不会来。他会独自在这街区吃晚饭，然后回到拉斯帕伊大道那家旅馆的房间。除非他马上打电话给我，约我在那家餐馆见面。如果我对他承认，这个妮科尔在这儿，他会有什么反应？他会立刻认为，她已拿起电话听筒。于是，他就会装出是从布鲁塞尔或日内瓦打来电话，他甚至会同意跟她说话。他会对她说，他在那里可能还要待一段时间。

但电话铃没响。我们面对面坐着，一声不吭。

“我还能等到他回来？”

“只要您想等到……”

房间里已是一片昏暗，我站起来去开灯。她看到我要按开关，就对我说：

“不……别开灯……”

我回来又坐在长沙发上。我感到她已忘记我在这儿。然后，她朝我抬起了头：

“我跟一个人住在一起，他十分嫉妒，如果看到这里有灯光，可能会来按门铃……”

我仍然默不作声。我不敢向她提出可以由我去开门，并向这位可能的来客解释说摄影室里没别人。

她仿佛猜出了我的想法，就对我说：

“他会把您推开，并进来核实我是否真的不在这儿……甚至会把您的脸打伤……”

“他是您丈夫？”

“是的。”

她告诉我，有一天晚上，冉森请她到这个街区的一家餐馆吃饭。她丈夫偶然看到他们。他直接朝他们的餐桌走来，用手背打她耳光。两记耳光，把她的唇角打出了血。但在冉森出手干预之前，他已走开。他在人行道上等候他们。他在他们后面跟梢，离他们很远，沿着把蒙帕纳斯公墓分成两半的那条街走，街道两边是漫长的树木和围墙。她跟冉森一起走进摄影室，她丈夫站在门外，站了将近一个小时。

她心里在想，自从那次不愉快的遭遇之后，冉森要跟她见面，就会感到犹豫不决。他是如此的冷静和洒脱，我在想，他那天晚上心里又会感到怎样的不安。

她对我解释说，她丈夫比她大十岁。他是哑剧演员，在当时所说的“左岸”酒吧演出。我后来看到过他两三次，他下午在弗鲁瓦德沃街熘达，想看看妮科尔有没有从摄影室出来。他神色傲慢地看着我。他头发棕色，身材高大，风度浪漫。有一天，我朝他走去：“您在找一个人？”——“我找妮科尔。”

这声音像在演戏，稍带鼻音。在他的风度和目光中，他装得跟演员杰拉·菲利普[1]有几分相像。他身穿黑色礼服，戴着没打结的长围巾。我对他说：“哪个妮科尔？妮科尔数不胜数……”

他轻蔑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转身朝唐费尔-罗什罗广场走去，步履做作，仿佛刚下舞台，长围巾随风飘荡。

她在半明半暗中看了看手表。

“好了……您可以开灯了……我们不会再有任何问题……他就要在‘逃学’演出？”

“逃学？”

“是一家酒吧的名称。他每天夜里要在两三家酒吧演出。”

他的艺名叫哑剧演员吉尔，演的一个节目用朱尔·拉福格[2]和特里斯坦·科比埃尔[3]的诗作为有声背景。他朗诵这些诗歌并录了音，因此观众每天晚上听到的是他的声音，而他则在月光般的灯光下演出。

她对我说，她丈夫十分粗暴。他想让她相信，一个女人如跟一位“艺术家”一起生活，就应该把“肉体和灵魂”都献给他。他常常因鸡毛蒜皮的小事嫉妒得跟她大吵大闹，自从她认识冉森之后，这种嫉妒变得更加病态。

将近十点时，他将拿着手提箱离开逃学酒吧，前往隐士井街的老栅栏酒吧。手提箱里装着他唯一的道具：录有那些诗歌的磁带录音机。

据我看，冉森在哪里？我回答她说，我确实一无所知。一时间，为引起她的兴趣，我想要向她说出拉斯帕伊大道的那家旅馆，但我没说出口。她提出要我陪她到她的住所去。她最好还是在她丈夫到来之前回家。她又对我说起她丈夫。当然啰，她对他已毫无尊重可言，她甚至认为，他的嫉妒和他那“艺术家”的自命不凡实在滑稽可笑，但我清楚地感到她怕他。他总是在十一点半回家，看看她是否在家里。然后，他去最后一家酒吧演出，那家酒吧位于壕沟外护墙所在的街区。他在那里一直表演到凌晨两点，他非要妮科尔陪着他。

我们走在唐费尔-罗什罗大街的树木下面，她对我提出有关冉森的问题。我对她的回答含煳其辞：是的，他常因工作出差，他从不把他的消息告诉我。另外，他会突然来到，当天走掉。真像是一股穿堂风。她停下脚步，抬起脸看着我：

“您听着……有一天，他如果来摄影室，您能不能偷偷地给我打个电话？我会马上赶到……我相信他会给我开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