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后记（第3/5页）

从这部小说开头几页起，人和物都是成双成对，或者几乎都是如此。摄影室有备用钥匙。一本练习簿和一本索引都另抄副本，而冉森看起来像是卡帕的一种化身，哑剧演员吉尔身穿黑衣，像是曾盯梢冉森的警察。莫迪亚诺在此也有两种含义的身份：其一是使一种事物跟另一种事物相同，其二是使每个事物都独一无二。因此，这本书中有两个主要人物：一个是匿名的叙述者，他把对摄影师弗朗西斯·冉森的种种回忆汇集成书，另一个是冉森，他在一九六四年跟叙述者交往了三个月之后前往墨西哥，从此音讯全无。

冉森和叙述者交往的那个“狗样的春天”，是本书的核心部分。在一个季节的时间里，叙述者编写了冉森所有照片的目录，而冉森则对他提出技术性的忠告：“截取自然光线”，“融入背景之中”，“要能够及时收手”，等等。这两个人相差二十五岁，也就是整整一代。因此，这是个父子关系的故事，是从一个结束职业生涯的人转到一个即将开始职业生涯的人的故事。一个人在销声匿迹之前说出自己的处世之道，另一个人把他的经验记下，并在二十八年后讲述他导师的故事，以介绍他的经验。因此，《狗样的春天》可以当作诗艺来阅读。

“截取自然光线”是弗朗西斯·冉森提出的首要规则。你也许会认为，这规则是要我们用日光拍摄，而不用闪光灯。恰恰相反，莫迪亚诺指出，冉森曾教年轻导演如何使用从美国引进的泛光灯。换句话说，他在向他们表明，如何使用人工的方法，以便更好地产生自然的印象。

这个经验，作者在书中可说是用得得心应手。小说中的一切都使人对这个弗朗西斯·冉森的存在信以为真，因为有确切的细节和日期。书中一些人物是真实的，如摄影师罗伯特·卡帕、音乐家雅克·贝斯和演员欧仁·德克尔，还有治疗过法国画家苏蒂恩（1893—1943）的奥地利大夫滕嫩特。也不能忘记叙述者，他生于七月，跟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相像，于是，你就会想到，莫迪亚诺确实在一九六四年认识冉森，又在一九九二年想起冉森。然而，这些真实的印象如同泛光灯产生的效果，是人工的效果。小说中的弗朗西斯·冉森并不存在，只是作者杜撰的人物，主要借鉴于画家和摄影师沃尔斯以及作者的父母：莫迪亚诺的父亲是意大利裔犹太人，差一点像冉森那样流亡墨西哥，母亲来自安特卫普，从布鲁塞尔来到巴黎。

莫迪亚诺把一位摄影师作为小说的中心人物和“自然光线”的颂扬者并非事出偶然。他在小说出版前几年发表的一篇采访录中说，光线的问题一直在他“脑中萦绕”。他对伦勃朗的画《夜巡》很感兴趣，感兴趣的还有欧根·许夫坦（Eugen Schüfftan, 1893—1977）等摄影师。关于这位摄影师，莫迪亚诺指出：“我曾读到一位德国摄影师的话，他说眼睛很奇特，不是被明亮的区域吸引，而是被黑暗所吸引，因为眼睛需要休息……我在写作时常常想到这点……我在写作时总是感到，为了经受住压力，必须要有像空旷区域那样的匮乏，就像模煳的事物，就像阴暗的区域。”[2]

在书中，冉森如同莫迪亚诺，熟练地戏耍着阴暗和明亮。书中依次谈到一个阴暗的角落、中国皮影戏、树荫、明暗对比、暗房、黑洞、黑斑、阴沉的脸，某些段落则使读者的眼睛停留在更阴暗的区域，特别是战争和集中营。

《狗样的春天》的叙述者对冉森的回忆，产生了一种令人惊讶的“叠合现象”：一九九二年四月，就是他写作的年月，突然间跟他遇到摄影师的一九六四年四月叠合在一起，更奇特的是，将跟未来的其他四月叠合。莫迪亚诺展现时间上的这种叠合，并非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在《迷惘青春咖啡馆》里，这个题材以尼采的轮回论出现。但在《狗样的春天》中，叠合是整部书的商标。每个人都跟一个或几个不同时代的其他人叠合在一起。

科莱特·洛朗是冉森的女友，是否跟叙述者在十岁时遇到的科莱特·洛朗是同一个人？她跟罗伯特·卡帕认识的女演员科莱特·洛朗又有什么关系？叙述者的女友，他在梦中也叫她科莱特。作者写道：“我可以肯定，她跟科莱特·洛朗是同一个人。”

米歇尔·L曾做过冉森的摄影模特儿，四十年后叙述者看到在玩滚球戏的勒穆瓦纳，他们是否是同一个人？还有真正的米歇尔·勒穆瓦纳，即长着杏眼的B级电影的演员？同样，在提到勒内-路易·拉福格创办的逃学酒吧之后，又提到同姓但姓中少了个f的诗人朱尔·拉福格。

叠合现象最终出现在弗朗西斯·冉森身上。他在小说的开头部分被说成是卡帕的一种化身。卡帕是匈牙利摄影师，原名安德烈·弗里德曼（Endre Friedman），他于一九三五年决定杜撰传说，说美国有个声誉卓著的摄影记者，名叫罗伯特·卡帕。在其后几个月，弗里德曼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神奇的卡帕。这样，冉森就成了化身的化身。而在本书结尾，他又跟一个同姓同名的人混淆起来。至于叙述者，他很想跟弗朗西斯·冉森相像，以致梦想自己名叫弗朗西斯·冉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