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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的一切发生在1982年秋天，一个已经遥不可及、模糊不清的年代，与现在相比，完全是另一个时代，难以理解。

仅仅在三年前，瑞典政府还将同性恋列为疾病，包括尤汉·库贝里（Johan Cullberg）这样的心理学权威仍将同性恋形容成一种缺陷。同性恋男子真是幼稚的可怜虫，身心发展还停滞在肛门期，依赖母亲，无法独立自主，简直就是个悲剧。

当时，针对这个议题也有不少瑞典文书籍出版，包括沃斯壮与维德斯坦出版社的《同性恋》一书，声称立场开明，出于善意，或者“致力于为这项怪异缺陷所造成的众多问题提供公正、先进的描述”。这些书籍封底的介绍文字表明了其创作的主要目的在于“发掘预防同性恋发展的可行性”。《同性恋》一书还引用了动物学家摩根·霍尔加德（Mogens Höjgaard）关于所谓“动物世界中异常的出轨力量”的说法。

同性恋会被贴上疾病标签，部分可归咎于德国19世纪末、20世纪初首先争取同性恋者权利的社会运动人士，像卡尔·亨瑞奇·伍瑞克（Karl Heinrich Ulrichs）、卡尔·马利亚·卡本尼（Karl Maria Kertbeny）与马格努斯·赫斯菲尔（Magnus Hirschfeld）等人。他们极力推动的论述与活动，最后却造成同性恋在社会大众眼里，从行为上的恶性负担变成一种生物性缺陷，一种自然界悲剧性的怪异现象。他们的用意本是为了反驳禁止同性恋、对同性恋者处以刑罚的法条，最后却适得其反。

他们的论点是，就算一个人的天性如何病态，那毕竟是他的天性，怎么可以因为天性而对一个人判刑呢？（直到今天，同一论点仍以不同的形式呈现。例如，同性恋者既堕落又病态，同时不道德、违反自然——即使被列举出来的特质往往互不兼容，这种论点仍然屡见不鲜。）

那是一个完全叫人无法理解的年代。我们总认为瑞典是个开明到近乎宽宏大量的国家，而且似乎一直如此。但就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全国最大的早报《今日新闻》还拒绝刊登一份讣闻：死者是男性，他最亲近的家属也是男性。

理由是这份讣闻“不值得刊登”。

一个男人哀悼另一个男人的讣闻是“不值得”刊登的。

因此，年轻不安、想要探索自己身份的同性恋者得像拉斯穆斯一样：在确定没人发现时，偷偷摸摸地溜进阿尔维卡图书馆，在标示为“医学”的书架上找寻自己存在的证据，而这证据又是何其渺小，何其卑贱。

他们蹲坐在书架前，心怦怦狂跳，想多了解自己一点，翻开书看到的却是“病态”“脱轨”“不正常”“不快乐”“堕落”“邪恶”等字眼，还有“凶残”“异常”“恶心”“惹人嫌恶”。

最后他们还不得不欣然接受这些形容，至少这能证实自己的存在，证实社会上还有其他类似的人。

在学校的生物课本里，在关于性教育知识章节的结尾处，可以找到关于性倾向异常所造成干扰与影响的注解。

注解里的小字像烈焰般燃烧着，重重弹出书页，粘在同性恋者脸上。同性恋者只能希望全班没人同时在读这一页，看见他出于羞耻而脸红，然后了解原来他是同性恋。

同性恋者也自然而然地被与暴露狂、恋童癖、进行人兽交媾的人联想在一起，或被单纯否定为青少年尚处于对自己身体与性向产生好奇并进行摸索的过渡期。

拉斯穆斯就读阳山高中时，有位音乐老师曾在全班学生面前演奏柴可夫斯基的芭蕾舞曲，然后告诉所有学生，这音乐很可悲，因为作曲家是同性恋者，最后还因此自杀身亡。他甚至是被要求自杀的。

这是仅有的一次，拉斯穆斯在学校生活中听到“同性恋”这个字眼在生物课本的注解以外被提起。他因此知道，他的生命是可悲的，他被预期应该自杀、结束生命。

往后，拉斯穆斯会记得，被要求自杀的念头是多么可耻。

拿着手枪走来走去，手心冒汗，了解到自己必须将枪口放进嘴巴，然后扣下扳机。

其他人在隔壁房间等着听那声为他生命画上休止符的枪响，证明当他不能活下去时，至少能像个男人般死去。

拉斯穆斯看到自己被关在禁闭的房间里，独自来回踱着步。啜泣着，呜咽着，颤抖着，想要活下去——但又知道自己必须，必须将枪口放进嘴巴，然后扣下扳机。而他真正想做的，其实是活下去。

无论付出什么代价，他都想活下去！

尽管他被告知自己该死。

假如拉斯穆斯在记忆中仔细搜索，便会想起瑞典文学老师苏恩·林德瓦尔也曾朗读过奥斯卡·王尔德的一首诗。他告诉全班，王尔德写下这首诗时人正在监狱里，原因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