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篇 把昏厥带给格雷夫太太（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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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1941年4月德军入侵南斯拉夫和希腊。

②指入侵苏联。

在那儿，一个儿子！我心中想。等他到了三岁的时候，他也应该得到一面铁皮鼓。咱们走着瞧吧，在这儿究竟谁是父亲——是那个马策拉特先生呢还是我，奥斯卡·布朗斯基。

在炎热的八月——我记得，正是广播又一次胜利地结束了一场围歼战，即斯摩棱斯克那一场战役的时候，我的儿子库尔特受洗了。我的外婆安娜·科尔雅切克和她的兄弟文岑特·布朗斯基也被请来参加洗礼，这是怎么回事呢？如果我坚持那种说法的话，也就是说，扬·布朗斯基是我的父亲，不吭声的、脾气越来越古怪的文岑特是我的祖父，那么，邀请他们来参加洗礼的理由是非常充分的。这么一来，我的祖父母就是我的儿子库尔特的曾祖父母了。

马策拉特自然决不会想到做这样的推论，尽管是他开口邀请他们的。他甚至在自己最没有把握的时刻，比如说玩施卡特输得一败涂地以后，仍旧认为自己是双重父亲：生身之父和养育之父。奥斯卡重新见到他的祖父母也是由于别的原因。人家已经使这两个可爱的老人德意志化了。他们不再是波兰人，仅仅做着卡舒贝人的梦。人家把他们叫做第三民族集团的德意志人。此外，扬的遗孀，黑德维希·布朗斯基嫁给了一个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德意志人，农民同盟拉姆考地方负责人。一些法案正在审议中，一旦批准执行后，马尔加·布朗斯基和斯特凡·布朗斯基都得改姓他们的继父埃勒斯的姓。十七岁的斯特凡自愿报名参军，现在在格罗斯博施波尔军训营接受步兵训练，大有希望到欧洲的战争剧院去看戏。奥斯卡呢，虽然马上就要到可以参军的年龄，却不得不待在他那面鼓的后边等待着，直到陆军或者海军甚而至于空军需要一名三岁的铁皮鼓鼓手时才会有参军的机会。

地区农民负责人埃勒斯开了个头。洗礼前十四天，他坐在双套马车的车座上，身边坐着黑德维希，来到了拉贝斯路。埃勒斯是罗圈腿，有胃病，根本没法同扬·布朗斯基比。他坐在起居室的桌旁，比他身边的牛眼睛黑德维希矮了一头。他的来访连马策拉特都感到突然。一时不知谈什么好。于是先谈天气，接着谈到东方发生的种种事情，那里军队紧张地向前挺进，比一九一五年①顺利，马策拉特回忆着，一九一五年他就在那里。他们煞费苦心地避而不谈扬·布朗斯基。末了，我结束了他们这种回避的打算，做出小孩子的那种滑稽的嘴形，连连大声呼唤奥斯卡的舅舅扬。马策拉特硬着头皮替他以前的朋友和情敌说了几句好话，又说了几句发人深思的话。埃勒斯当即附和，话还挺多，虽说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他的前任。黑德维希甚至找到了几滴真心的眼泪，泪珠缓缓地从脸上淌下来。末了，她还找到了一番话来结束关于扬的话题：“他可是个好人哪。连苍蝇他都不会去伤一根毫毛的。谁料到他竟这样到了九泉之下，在那儿他会害怕的，无缘无故地就会吓得个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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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指第一次世界大战德俄之战。

聊完这一席话后，马策拉特让站在他身后的玛丽亚去取瓶装啤酒，接着问埃勒斯会不会玩施卡特。埃勒斯不会，感到十分抱歉，但马策拉特颇有气度，并不计较这位地区农民负责人这样一个小缺点。他甚至拍了拍埃勒斯的肩膀，并且说——这时啤酒已经斟到酒杯里了——即使他对施卡特一窍不通，那也没啥关系，照样可以成为好朋友。

就这样，黑德维希·布朗斯基以黑德维希·埃勒斯的身份又来到我们家，除了她那个地区农民负责人之外，还带着她以前的公公文岑特和他的妹妹安娜一同前来参加洗礼。马策拉特看来是知道的，他站在大街上邻居家的窗户下面亲切地大声招呼这两个老人，进了起居室。当我的外婆从四条裙子底下掏出洗礼的礼物——一头催肥的鹅来时，马策拉特又说：“这可没有必要啊，妈妈。要是你空着手共，我也高兴啊。”这番话我的外婆不爱听，她要知道人家对她的鹅是怎么评价的。她摊开大巴掌，拍了拍这只肥鹅，抗议说：“别大惊小怪的，阿尔弗雷德。这不是卡舒口肥鹅，是一只德意志民族的家禽，吃起来味道同战前一模一样！”

这样一说，所有的民族问题都解决了，只是在洗礼以前又出现了一些麻烦，因为奥斯卡不愿进新教教堂。他们把我的鼓拿下出租汽车，用这铁皮鼓来引诱我，还再三再四对我讲，谁都可以公开地带着鼓进新教教堂。然而，我仍旧坚守我的最忠诚的天主教徒的立场。我宁肯对着维恩克神甫的耳朵作一次简明扼要的忏悔，也不愿去听新教牧师的洗礼布道。马策拉特让步了。他显然是害怕我的声音以及由它造成的损失和别人提出的赔偿要求。于是，在教堂里举行洗礼的时候，我就待在出租汽车里，观赏司机的后脑勺，打量反光镜里映出的奥斯卡的容貌，回想若干年以前我自己的洗礼以及维恩克神甫所作的据说能从受洗婴儿奥斯卡身上驱走撒旦的种种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