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篇 三十岁

是啊，逃跑！有几句话还得讲一讲。我逃跑是为了抬高维特拉的控告的价值。逃跑总得有预定的目的地，我想。你往哪里逃，奥斯卡？我问自己。政治事件，所谓的铁幕，禁止我逃往东方。我的外祖母安娜·科尔雅切克的四条裙子，至今鼓起在卡舒贝的土豆地上，提供保护。可我呢，却不能把它作为逃跑的目的地，虽说如果真要逃跑，我认为，唯一有希望的便是逃到我的外祖母的裙子底下去。

附带提一笔：今天，我过我的三十岁生日。一个三十岁的人有义务像个堂堂男子汉，而不是像个学徒似的去谈论逃跑这个主题。玛丽亚，她给我带来了蛋糕和三十支蜡烛，并说：“现在你三十岁了，奥斯卡。现在，你变得理智的时间慢慢地到了！”

克勒普，我的朋友克勒普，像以往那样送我爵士乐唱片，还带来了五根火柴，点燃了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人生始于三十！”克勒普说，他自己二十九岁。

维特拉，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他最知我心，送我甜食，在我的床栏杆上探身过来，带着鼻音说：“耶稣年满三十时，出门上路，集合门徒于自己周围。”

维特拉一向爱弄得我不知所措。他认为我应该离开这张床，声集合门徒，只因为我已经年满三十。接着来的是我的律师，挥舞着一张纸，大声祝贺，把他的尼龙帽挂在我的床上，向我和全体祝寿来宾宣布：“我说这是幸运的巧合。今天，我的当事人庆祝他的三十岁生日。而就在他三十岁生日的今天，我得到消息，将重新开庭审理无名指案件，发现了新的线索，贝亚特姆姆，诸位都知道的……”

几年来我所担心的事，自从我逃跑以来我所担心的事，今天，在我三十岁生日时，宣告即将来临：真正的罪犯找到了，重新开庭审理，宣判我无罪，把我从疗养和护理院里放出去，夺走我的甜蜜的床，把我放到冷冰冰的、暴露在各种天气之下的街道上，强迫三十岁的奥斯卡在自己和他的鼓周围集合门徒。

她，贝亚特姆姆，据说被嫉妒迷了心窍，谋害了我的道罗泰娅姆姆。

读者也许还记得吧。有一位韦尔纳博士，他，如同在电影里或生活中常有的那种情形，夹在两个护士之间。一段卑劣下流的故事：贝亚特爱着韦尔纳。韦尔纳却爱着道罗泰娅。道罗泰娅则谁也不爱，或者暗暗地爱着小奥斯卡。韦尔纳病倒。道罗泰娅看护他，因为他恰好在她的病区。贝亚特看不下去也不能容忍。据说，她因此哄劝道罗泰娅去散步，在格雷斯海姆附近的黑麦田里把她杀死，更确切地说，把她除掉了。于是，口亚特可以不受干扰地看护韦尔纳了。据说，她护理他，却不是使他恢复健康而是相反。这个痴痴地爱着他的女护士可能这样对自己说道：只要他生病，他就属于我。是她给他服用了过量的药呢，还是给他吃错了药呢？反正韦尔纳博士死了，死于服用过量药物或错服了药物。可是，贝亚特在法庭上既不承认给他错服或过量服用药物，也不承认那次黑麦田里的散步，而那次散步成了道罗泰娅姆姆的最后一次散步。奥斯卡也什么都不承认，可是他有密封大口玻璃瓶里那只可以作为罪证的手指。他们由于他去过黑麦田而对他作了判决，却又并不认真对待他，而是把我送进了疗养和护理院进行观察。在此之前，奥斯卡逃跑了，因为我要以逃跑来大大提高我的朋友戈特弗里德的控告的价值。

我逃跑时，是二十八岁。几小时前，我的生日蛋糕上的三十支蜡烛燃烧着，蜡烛油泰然地滴落。我逃跑时，是在九月。我诞生时，命星在室女官。不过，这里要讲的不是我在电灯泡下的诞生，而是我的逃跑。

上面已经讲过了，逃往东方、逃往我外祖母处的道路不通。我像今天的任何一个人那样，不得不逃向西方。由于政治原因，你去不了外祖母那里，那么，奥斯卡，你就逃到外祖父那里去吧。他住在布法罗，住在美国。逃到美国去，看看你能逃多远！

当母牛在格雷斯海姆附近的草地上舔我而我还闭着眼睛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在美国的外祖父科尔雅切克。可能是在清晨七点，我暗自说道：商店八点开门。我笑着跑开，把鼓留在母牛身边，心中说道：戈特弗里德大疲倦，他可能八点或八点半才去告发，我要利用这段领先的距离。我用了十分钟的时间，在沉睡的郊区格雷斯海姆打电话叫来了出租汽车。出租汽车把我带到火车站。途中，我点钞票，经常点错，因为我不得不一再像早晨那样清脆地大笑。接着，我翻看我的护照，由于“西方”音乐会经纪处的安排，上面有去法国的有效签证，有去美国的有效签证。这本来是丢施博士的宿愿，让那些国家领略一下鼓手奥斯卡的旅行音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