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路德维克 3

玛凯塔回应我那张抬杠式明信片的是一张极其简短、措词平淡的明信片，而对我放假后先后寄去的几封信则毫无反应。我当时正在某个山区，和一群大学生割草劳动，玛凯塔的不理不睬使我心情抑郁。我从山里给她写了几封几乎完全谈琐事的信，带着一种央求和惆怅的情调；我请她务必使我们至少在暑假的最后半个月里见面，只要能和她在一起，什么地方都行，我已经准备好不回家去看望已被我冷落的母亲了。这一切不仅是因为我爱她，而且主要还是因为在我的圈子里她是惟一的女性，而我作为一个没有异性朋友的小伙子来说，这种处境是难堪的。然而，玛凯塔始终音信全无。

我不明白究竟出了什么事。八月，我去了布拉格，终于在她家找到她。我们又一次按往常一样在伏尔塔瓦河边和叫做皇家草场的小岛上散步（这片单调的草场上长着许多白杨树，还有几个荒废的运动场），玛凯塔硬说我们之间没有什么变化，所以她对我也还是一如既往，只不过这种没有变化的常态（没有变化的吻，没有变化的谈话，没有变化的微笑）很令人沮丧。当我向玛凯塔提出第二天再见面的时候，她让我给她打电话，然后再约定时间。

我给她打了电话；电话里一个女人，但不是她的声音，对我说玛凯塔已经离开了布拉格。

我垂头丧气，那程度只有当一个小伙子已二十岁了却连一个女朋友也谈不上的时候才会有的那样。我当时还差不多是个腼腆的毛头孩子，只体验过有限的几次肌肤之亲，何况还是那么短促，半半拉拉的；可就是这么几次就让人怎么也丢不开放不下。日子长得叫人受不了，难以打发；我看不进书，工作又干不起来，只好一天看三场电影，一场接一场，早场、夜场一次不落，无非为了消磨时光，我的心底像有只猫头鹰老在叫唤，我必须忍住不去听。玛凯塔满以为我大约不再以此为意，凭着我精心装扮出的那副神气，跟女士们常来常往，可我在街上连向姑娘们开口都不敢，她们漂亮的双腿使我心里隐隐发痛。于是，我眼巴巴等着九月，它终于来了，学校开学了，我得提前两三天到，重新开始我在学生会里的工作，还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事务。我在学生会里有一间独用的办公室。可是开学刚第二天，就有一个电话要我去党委书记处。从这一时刻起，所发生的一切事情，哪怕是细枝末节后来都深深刻在我的记忆里：那天阳光灿烂，我走出学生会的大楼，积在我心里整整一暑假的沉郁顿时如烟消云散。我怀着愉快和急不可耐的心情朝书记处走去。我按了门铃，给我开门的是党委主席——一个高个儿窄脸盘的年轻人，淡色的头发，一对极地蓝的眼睛。我像当时共产党员相互致意时那样，说：“光荣归于劳动。”他没有回答我的致敬，说：“到里面去，有人在那里等你。”里面，即书记处的最末一间屋子里，有大学生党委的三个成员等着我。他们让我坐下。我坐下了，觉得气氛不对头。那三个同志本都是我很熟悉的，过去常和他们嘻嘻哈哈聊天，这时他们紧紧绷着脸；当然，他们仍称我为“你”而不是“您”（根据同志之间的原则），只是除了一点，即这个“你”已经不再是朋友式的，而是公事公办而且带有威慑意味的“你”。（老实说，打那以后直到今天我对称呼“你”就有一种反感；本来，这个称呼表示信任和亲切，但如果互相直呼“你”的人一点也不亲切，那么这“你”就立刻有了一种相反的效果，一种不客气的态度，所以一个统统以“你”称呼人的世界并非是一个到处情深谊长的天地，而是一个没有尊重的世界。）

我于是就面对直呼我为“你”的三个大学生坐下来。他们向我提出第一个问题：我是否认识玛凯塔，我说认识她。他们问我是否和她通过信，我回答说通过。他们问我记不记得给她写过些什么，我说我想不起来了。不过那张抬杠的明信片忽然在我眼前浮现，我开始辨别起风向。你没法想起来了吗？他们问我。想不起来了，我回答。那么玛凯塔，她给你写些什么？我耸耸肩膀，想使他们产生一个印象：她信里谈到的都是私事，我不能在这里说。关于培训班，她什么也没向你提吗？他们问我。对了，我说，提过的。说了些什么？说她在那儿很满意，我回答。还说些什么？还说会上发言很有意思，整个集体很好，我说。她跟你说了整个培训班精神健康没有？说了，我回答，她大致写过这个意思。她给你写了她开始认识到乐观主义的力量没有？他们接着问。是的，我说。那么你呢？你对乐观主义怎么看？他们问。乐观主义？我应该对它怎么看？我反问。你认为自己是个乐观主义者吗？他们问我。当然，我底气不足地回答。我爱开玩笑，我是个特别爱乐呵的人，我这样来回答，想使盘问变得稍微轻松一些。即使一个虚无主义者也可以是乐呵呵的，他甚至可以奚落正在痛苦中煎熬的人，其中一个人说。接着，他又说：一个厚颜无耻的人也可以是乐呵呵的！你是不是认为不要乐观主义也可以建设起社会主义？另一个人问。不行，我说。照这么说来，你是不赞成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啰！第三个人宣布说。怎么会呢？我否认道。因为在你看来，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他们气忿忿地说。什么？人民的鸦片？我反问。你别想抵赖，是你自己这么写的！马克思把宗教比喻为人民的鸦片，可是在你的眼里，鸦片倒是我们的乐观主义！你给玛凯塔就是这么写的。我倒是想听听，要是我们的工人，超额完成计划的先进工作者得知他们的乐观主义就是鸦片，他们会怎么说。另一个人语气激烈地跟着说道。第三个马上接下去：对于一个托洛茨基分子，建设者的乐观主义就只能是鸦片，不会是别的。所以你，你就是个托洛茨基分子！老天爷，你们从哪儿听来的？我分辩说。不是你自己这么写的吗，对不对？我可能写过这样的话，不过那是闹着玩的，这至少已经是两个多月以前的事，我记不清了。我们可以帮你回忆回忆，他们说着，就读起我的那张明信片来：乐观主义是人民的鸦片！健康精神是冒傻气！托洛茨基万岁！路德维克。在这政治书记处小小的空间，这几句话竟像是如雷轰顶，顿时把我吓坏了，我觉得它们似有千钧之力，自己万难招架。同志们，我当时不过是写着玩儿的。我说道，可我觉得没人肯相信我。你们觉得这么写好玩吗，你们说说？三个同志里的一个向其他两人问道。他们摇摇头。你们最好去问玛凯塔！我说。我们认识她，他们回答。唉，其实是这么回事，我说，玛凯塔总把什么都信以为真的，过去我们老是故意取笑来气气她。有意思，一个同志说道，可根据你后来的几封信看，我们似乎没看出来你对玛凯塔不认真呀。什么，你们把我写给玛凯塔的信全都看了？所以说，另一个插嘴了，你用玛凯塔把什么都信以为真做借口，你就拿她开心取笑。那你就给我们说说吧，她把什么东西信以为真呢？譬如说，把党，把乐观主义，把纪律，信以为真了，不对吗？这一切，她是认真相信的，而你，却拿来逗乐。同志们，请你们理解我，我说，我记不起是怎么写那几句话的了，当时写得很快，这么涂了几句，开开玩笑，我甚至想也没想一想我自己在瞎写什么，要是我真有什么恶意，我也就不会把它寄到党课培训班去了！你是怎么写出来的，这也许没有什么要紧。不管你当时写得快还是写得慢，放在腿上写的还是桌上写的，反正你只能写你心里想的事，不会是别的。要是你思前想后的话，当然有可能不会写出这些话来。只有这样写，你才不是装假的。这么一来，我们至少可以知道你是怎样一个人了。我们知道你这个人有好几副面孔，一副是给党看的，还有一副是给别人看的。这时我感到，从此以后再分辩也无济于事。我翻来覆去跟他们说：那完全是开玩笑，那些话并没有什么深意，无非是反映我当时的情绪，诸如此类。他们根本听不进去。他们说我已经把我的格言公开写在明信片上了，谁都可以看，这些话自有其客观的意义，而且上面也不曾附带任何说明我情绪如何的话。这些都说完了以后，他们问我都曾经读过托洛茨基的什么书。没读过，我对他们说。他们问我是谁把这类书借给我的。没有人借给我，我对他们说。他们问我和哪些托派分子见过面。没见过一个，我对他们说。他们向我当场宣布解除我在学生会的一切职务，并要我把办公室钥匙交还给他们。钥匙就在我口袋里，我就交给了他们。他们随后又说：在党内，我所在的理科系基层党组织将会对我进行处理。他们连瞧也没瞧我一眼就站了起来。我说：“光荣归于劳动。”他们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