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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几年，我总说豪尔赫·达韦尔是个二流演员，是另一位二流男星约翰·吉尔伯特的效颦者。照我的理解，他拥有众多的追捧者只证明名声这件事全无道理可言；那些人叫他“俊脸”，更是命运的讥刺。我还习惯性地加上一句，仿佛归纳一条结论似的：“在给他起绰号这件事上，我们的观众不过是模仿另一群数目更庞大的观众，那些人把某位好莱坞男星称为‘侧影’。”

然而，那一晚在司马特剧院看了他的表演之后，我便永远抛弃了那套挖苦贬损的说辞。他和鲍丽娜·辛格曼联袂主演《战地之花》，一部金·维多导演的老电影的舞台改编版。演出当中，我不仅忘了该为报社撰写的剧评，也忘了自己正坐在剧场观众席里。换句话说，我相信自己与《战地之花》的主人公一道，在法国某地战壕的泥泞里，听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子弹尖啸飞过。

过了一段日子，我离开报业，在乡下谋了份差事。考虑到我的家族前辈，别人觉得这份工作适合我。对这一点我并不抱有幻想，不过我思量着在孤寂当中或许可以写成那部小说。那部书，我多少次兴冲冲地起了头，最后又多少次在颓丧中偃旗息鼓。

在我工作的农场“古巴姑娘”，午睡时分我常常读报。时不时地，我总要搜寻关于达韦尔的新闻；在那里度过的三年间，我读到的消息极少。达韦尔曾参与为一位前辈女演员组织的义演；在一个男演员的葬礼上露过面，如果我没记错，还出席了加西亚·贝略索一出喜剧的首演。这些新闻我都记得，因为读这些消息时我投注了不少精力，对真正惦念的事情人们才会如此全神贯注。我自问，是否因为曾对这位伟大的演员怀有成见，我才要特地弥补，就算仅仅是为了自己。

返回布宜诺斯艾利斯后，我的小说出版了。或许因为它取得了些许成绩，我也算是个成名作家了（当出现了几篇书评，小说还摆在书店里的时候），或许是人们还记得我原先负责日报演出版，总之我被提名为评审年度最佳演员奖的委员之一。在评委见面会上，我和格林伯格交上了朋友，他是滑稽剧《最后的心上人》的作者。投票当晚，我们在阿尔西纳街和贝尔纳多·德·伊里戈延街转角的那家咖啡馆坐了一会儿。我还记得格林伯格的一句评语：

“我们为最佳演员评奖。但他们所有人和达韦尔那样一位演员相差实在太远！可想想吧，眼下这些日子，达韦尔没戏可演。没人用他。”

我问为什么。他回答：

“人们说他老了。说他除了那张脸什么资本也没有，只要一露脸，表演就算结束。现在让他当男主角，这一套不时兴了。”

“这个国家没救了。”

“出了一位伟大的演员，可没人留意。”

“您和我，我们注意到了。”

“还能再加上一两个人。夸尔图奇说，达韦尔是戏剧界的奇迹，罕有的伟大演员中的一位。他跟我说：‘每当有点空闲时间，我就去看他工作，因为他表演得那么自然，你会觉得当演员是世界上最简单的事。’”

“那我们三个拥护达韦尔。”

“你可以把卡维利亚也算上。有天下午他和达韦尔聚会，在咖啡馆聊天。而后不久，他又在《夏日疯狂》的舞台上看见他了。我想我还记得卡维利亚的原话：‘我吓了自己一跳，我在想，恩里克就要欺骗他的侄女了。’注意到了吗？他认为眼前的人是恩里克，这出喜剧里的一个人物，而不是达韦尔。他说类似的事在他身上从没发生过，他说自己是专业人士：如果进剧场，总是专注于演技，况且拉费雷雷的戏他都能背下来。可那个瞬间，他完全被戏剧幻觉抓住了。他想只有达韦尔的演技才能达到这个效果。”

那次与格林伯格谈话以后，别的事情长久吸引了我的注意力。虽然那些神奇的字眼被书商朋友们反复念叨了许多遍，“你那本漂亮的小说卖得不错”，它带来的收益却无论如何维持不了生计。我想找份工作，等把乡下积存的储蓄差不多花光的时候，我也谋到了职位。那几年生计窘迫，至少是徒劳无益。白天在办公室忙忙碌碌，晚上到家后我也无心写作。但偶尔，我也能振作起来，每礼拜都零敲碎打地写上几笔，时断时续一年下来，总算完成了第二部小说，虽然比第一本短些。旋即我也就体验到了我们这个行当最苦涩的一面：夹着手稿，四处奔波。有些编辑看上去已经不记得我的第一本小说了，当我谈起当年的盛况，他们将信将疑。若是编辑对那本小书记忆犹新，则会说这一部不及原先的精彩，为了表明会谈已经结束，他们会摇晃着脑袋宣布说：“你不如放弃吧。第二本小说纯属败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