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五

境况到一九六五年已经好了很多。起码看起来如此。如果去闹市区，你会看到有色人种站在零售店的柜台后，有些人脖子上还挂着收银台的钥匙。有个黑人在初中教数学。这些年轻人有了一种人人都认为前所未有的气质，但它却让奈尔想起了尸体一直不知所踪的杜威们。她想，也许他们已经离开，在大地上撒下了种子，在那些站在零售店里、脖子上挂着钥匙的年轻人身上重获新生。

这些年轻人是如此不同，再也不是她记忆中四十年前的年轻人了。

天啊，在一九二一年曾有一些多么漂亮的小伙子！他们多得要撑破世界。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天啊，他们多么美好。L．P．，保罗·弗里曼和他的兄弟杰克，斯考特太太的一对双胞胎——而阿贾克斯还有一大群弟弟。他们挂在阁楼的窗边嬉戏，跨在疾驰而过的汽车挡泥板上，运送煤炭，搬进或搬出梅德林，拜访表亲，犁地，开起重机，懒洋洋地坐在教堂台阶上，斜倚在学校的操场上。太阳烘烤着他们，月光从他们的脊背上滑落。上帝啊，一九二一年，世界上到处都是漂亮的小伙子。

再也没有像那样的小伙子了。一切都变了。那时的妓女甚至都要好些：粗野、丰满，颧骨上烙有曾经逃跑的奴隶的印记，她们整天放声大笑，刻薄话里也满是机智；还有那些藏在林中小屋里、拖着八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却没有男人的寡妇。如今的这些妓女和当年的相比苍白麻木。这些太过在意外表的小东西总处于尴尬之中，她们很下流，但又以此为耻。她们不明白“无耻”是怎样的。她们应该见识一下当年那些白发苍苍的林中寡妇是怎样从餐桌边站起身和一位恩客走进树丛的，她们的羞耻和一匹生产的母马一般无二。

天哪，时光过得真快！她现在几乎再也不认识城里的什么人了。现在又新建了一家养老院。似乎这座镇子不停地为老人们盖养老院。他们每修一条路，就会盖一座。你可能以为人们寿命长了，其实只是因为他们更早被送到那里。

奈尔还没去过这家新近落成的养老院，但在教会的五号讨论组里，现在轮到她去拜访住在那里的几位老妇人了。牧师定期拜访她们，但小组认为私人性质的访问也有助益。那里住的人中只有九个是有色人种，就是原来的养老院里的那九个。但白人有很多。白人不在乎把他们的老人送出家门。黑人很难遗弃他们的老人，即使某个人上了年纪、无依无靠，其他人也会进屋探望，扫地做饭。只有那些神志不清和不能自理的老人才会被送到养老院。除非是像秀拉那样出于卑鄙的动机而送走伊娃的人。伊娃的脑子确实不灵光了，但还没到需要被送走的程度。

奈尔等不及要见她。她近一年才开始对教堂热衷起来，那是因为孩子们都已经长大，渐渐不再占用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裘德离开的二十五年来，她一直把自己固定在一个狭小的生活圈里。她为再婚做了一点努力，可她带着三个孩子，没人肯和她结婚，而她本身也不擅长交男朋友。战争期间，她曾和驻扎在梅德林下游二十英里处的一座军营中的一个士兵保持过相当久的关系，但后来他被调走了，一切就只剩寥寥几封书信——最终什么都没有了。之后还有过一个在酒店里工作的酒保。如今她已五十五岁，已经很难想起当年的种种。

裘德离开后没过多久，她就看清了未来会是什么样的。她望着几个孩子，心底明白这就是未来的全部内容。他们将是她所爱的一切。然而这种爱如同在火上熬得太久的糖浆，成了又硬又甜的一摊泥，粘在锅底刮不掉，只剩下甜味。她的孩子们的嘴很快就不记得她的奶头的滋味，而几年以前，他们的目光就已经开始越过她的面孔去眺望最近的一片天空。

与此同时，“底部”也已经土崩瓦解了。在战争期间赚到钱的人们尽量搬到山谷里，而白人也在河下游及对岸购买地皮，沿着两岸扩展出梅德林的一对翅膀。再也没有黑人住在“底部”的山上了。白人在山上修建了电视台的发射塔，还有传言说要修高尔夫球场一类的东西。无论如何，山上的地皮比过去值钱了，而那些战争刚结束时和五十年代搬下山的黑人就算想搬回去也支付不起地租。除了还有几家黑人挤在河湾处和木匠路边一些没拆毁的房子里，在山上建住宅的只有富有的白人。就像这样，他们已经改变了主意，不再想占着河谷的地盘不放，而一心要建起有榆树环绕、可以鸟瞰河景的山顶住宅。至于黑人们，出于种种新观念，似乎迫不及待地要靠近河谷，或是离开镇子，而把山坡丢给任何感兴趣的人。这种变化实在很悲哀，因为“底部”一直是人们居住的地方。这些年轻人嘴里振振有词地谈着社群，却把这山坡留给了穷人、老人、不愿离开的人——以及有钱的白人。也许这里从来都不是什么社群，但它依然是人们居住的地方。现在这里一块地方也没有了，有的只是一些独立的住宅，安装着独立的电视和独立的电话，邻里间的走动越来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