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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眼便至季春。石砖缝绿了，枝头新抽的芽叶，仿佛无数婴儿手掌，迎风招摇。街面像被洪水扫荡过，看不见什么人。被遗弃的小汽车，拉不到客的黄包车，残骸似的散落各处。

夜里，全城熄灯，老虎灶严严闭了门。杨仁道安顿孩子们洗睡。宋梅用就着月光，数点四麻袋金圆券。她想起有个长衫“银牛”，数次经过门口，叮啷抛弄着银圆，说：“老板娘，大头小头[1]要吧。再不要，就要不起了。”她一开口还价，他便冷笑：“老板娘空长了一副聪明面孔，这么拎不清。”笃悠悠走开去。宋梅用压了压麻袋，袋里的纸钞，嚓嚓互相挤压，厮磨她的耳朵。每日累死累活赚的辛苦钱，要么拱手送给银牛，要么白白贬为乌有。她迟疑着，目光挪向墙隅，移至灶台，又盯住大门，仿佛在索求一个决断。

暗中倏有毕剥轻响。宋梅用以为是老鼠。又毕剥两声。她意识到，门外有人，顿时绷紧身体。门外也不动了，似在两厢揣摩。少刻，那人按捺不住，咚咚擂起门来。宋梅用站起身，膝盖窝将椅子砰地顶出去。

一个女人喊：“有人吗，有人吗？”

杨仁道啪嗒啪嗒下楼，没头没脑道：“别怕，我来了。”

门外顿一顿，又喊：“舅爹，舅奶，阿哥，阿姐。”是苏北口音。

宋梅用踱过去，问：“啥人，要做啥？”

“我是赶路的。马上宵禁了，求阿姐留一晚。”

杨仁道说：“我们满家满口的，没地方留人。”

“阿哥阿姐，帮帮忙。”那女人声音沙哑，带起了哭腔。

杨仁道睃一眼妻子，对她摇摇头，贴着门板喊：“跟你讲了，我们没地方。”

宋梅用轻声道：“那她怎么办，都快宵禁了。”

“不晓得她从哪里冒出来的，咱们别惹麻烦。”

女人双手在门板上乱抓，“警察要抓我去坐牢了，牢里天天死人，阿哥阿姐忍心吗。”

杨仁道皱着眉头，双手伸到宋梅用面前乱摆。

宋梅用说：“当年不是你妈收留，我也早死了。”

“情况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杨仁道挠挠头，答不上。

门上又一阵乱响，似有四五只拳头在敲。一个男孩号起来。一个女孩跟着哭。男孩号几下，没声了。女孩则哭得绵延细长，像挨了揍的小猫在叫唤。杨仁道也听不得了，跺跺脚，“算了，算了。”扶妻子坐好，将几麻袋金圆券背到亭子间，锁进炕床底下。轻手轻脚下来，扯扯衣襟，下了闩，开一条门缝。外头瞬即插进一只手，那手顾不得夹痛，一力往里钻，将门缝撑大了。一个瘦瘪瘪的女人，拖在手臂后头，整个插进来，“阿哥阿姐啊。”

一串孩子跟小蟑螂似的，哗啦啦钻进来。手里拿着麦秆、扫帚、铅桶、竹篮、包裹，颈中挂了草鞋和麻绳。一个老妪喘吁吁跟着，两卷被褥压得她脑袋几乎点到地面了。最后是个胖男人，推着板车，往斜里一插，卡住门板。车上的藤箧竹簏，急急往里卸。

杨仁道见他们衣物细洁，像是正经人家，便略略放了心，过来相帮搬置。宋梅用起身点一支蜡烛，灌半壶冷水。高瘦女人赶忙接了水壶蜡烛，扶宋梅用坐下，“阿姐啊，你身子不方便，我们还来打扰，太对不住。刚才听你声音，就晓得是个活菩萨。看模样就更是了，一脸福相。阿哥也是大好人。”她挨着宋梅用坐，自说自话述起生平来。

他们是阜宁人，家里有几亩田，一半自种，一半出租。近年战乱，变卖了田地，投奔上海老阿舅。老阿舅甫一过世，表弟便赶他们走。“都怪他媳妇撺掇，自以为上海人，瞧不起我们。”

宋梅用道：“你们是阜宁哪里？”

“新沟乡小徐村小刘庄。”

“哦，我爸以前是陈良集东南，于桥村的。”

“阿姐也是阜宁人啊，我刚才听口音，有点猜到的，”女人抓住宋梅用的手，“阿姐几个娃？”

“三，不，四个。”

“几个男的？”

“都是男的。”

“阿姐福气，好人有好报。肚皮里这个，肯定又是男小囡。赶巧赶巧，我家婆婆最会伺候月子。”女人瞥了老妪。老妪讷讷一笑，双手缩到桌下去。

宋梅用不知如何接话，转问：“你叫什么？”

“阿姐姓什么？”

“姓宋。”

“啊呀，巧了，我也姓宋，会刺绣，人家叫我巧娘子。我男人姓刘，以前是刘老爷，进城以后，阿舅叫他刘阿福，说他长相福答答，像只大阿福。阿哥阿姐，你们说他像吧？”刘阿福颊颐滚圆，不停淌汗，皱纹褶子里点点油亮。

“巧娘子，”宋梅用称呼起来，微觉好笑，“你们明天去哪里，回老家吗？”

巧娘子环顾周遭，“这楼上楼下的，是阿姐自家的，还是租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