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钟跃民、袁军、郑桐的玩主生涯，打架、滑冰、拍婆子、溜门撬锁。要不是文化大革命，哥几个哪有这好日子过？一只古瓷瓶换来一笔“巨款”，这年头儿谁敢成桶地吃冰激凌？美丽傲慢的周晓白。

大院的西北角有两座四层的公寓楼，这里的环境很幽雅，楼的前后都植着草坪和高大的雪松，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从这里通向办公区，这是部里的司局级干部住宅楼，平时来这里的人不多。文革开始后，这些司局长们大部分都出了问题，有的进了隔离审查学习班，有的干脆进了秦城监狱。这两座楼几乎成了空楼，每到夜晚时，偶而路过的人会发现，这儿只有几家窗户里有灯光，其余的窗户都是黑沉沉的。

袁军的家就在这里。自从他父亲袁北光、母亲王咏琴被隔离审查后，行政处就给袁军安排了一间八平方米的平房，他家的大门被贴上封条查封了。按照革委会主任王占英的意思，之所以分给袁军一间平房，是因为袁军属于“可以教肓好的子女”，要体现党的给出路的政策。

袁军却不大领情，他最烦听这些，什么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凭什么他就老得受教育？安上这么个名儿，本身就是种岐视，就好比五七年的右派，据说表现好就可以摘帽子，结果摘了帽子又变成了摘帽右派还是没什么区别。袁军看不出“黑帮子女”和“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之间有什么不同，反正是给你脑门子上贴个标签，省得别人不知道。

袁家一共四个儿子，袁军最小，他的三个哥哥都在文革以前从“哈军工”或“西军电”这类的军事工程学院毕业，被分到西北的国防工业基地工作。自从他父母被审查后，袁军算是获得了有生以来最大的自由，没人管的日子简直太幸福了，以前上学时他最怕老师找家长告状，现在好了，谁爱告谁就告去，只要他找得着袁北光局长。如果单从这点考虑，袁军还是挺拥护文化大革命的。

如果说袁军对这场政治运动有什么不满的话，那就是他的生活水平严重下降，每月十五元生活费，无论他怎么计算也坚持不到月底。这一年来，他始终过着一种半饥半饱的生活。后来他终于想开了，与其算计，不如干脆无为而治，有钱了就先混个肚儿圆，没钱了再说，反正社会主义祖国不能眼睁睁看着他饿死。

袁军和郑桐是一对活冤家，两人从上小学起就在一个班，多年来两人的关系始终保持在打打合合的状态，常常是一句话不合，双方就各自抄家伙准备单练，每次都是正要玩命时被同伴们拉开，正因为翻脸成了家常便饭，所以两人倒从不记仇，往往是劝架的人还没缓过劲来，这两位已经又勾肩搭背地称兄道弟起来。

这个月还不到二十号，袁军又没饭吃了。他厚着脸皮去郑桐家蹭了两顿饭，实在不好意思去了，因为郑桐家的经济状况也没好到哪儿去，他父亲郑天宇此时正和袁北光关在一起，母亲孙逸群是个中学教员，虽然没有被停发工资，但也在停职受审查，孙逸群的工资本来就不高，况且郑桐还有两个上小学的妹妹，因此日子过得也很紧。

近来社会上经常发生一些入室盗窃的案件，这座大院里也有几家住户被撬了门，损失了一些财产，案子一直没破。饿急了眼的袁军由此受到启发，决定先拿自已家开刀。他突然有了种紧迫感，自己要是不先动手，早晚得有真正的贼惦记上，那不便宜了别人？更何况撬自已家应该是轻车熟路，也省了踩点这套程序。

当郑桐知道袁军的想法时，不禁大喜，连声说他早就想到这儿了，只不过没好意思说罢了。他见袁军还有些犹豫，便一个劲儿给他打气：“哥们儿，你得这么想，袁北光不是你爸爸，他是三反分子，咱们顺了三反分子的东西，就是革命行动了，不是老教育咱们要和家庭划清界限吗？怎么划？怎么能证明你袁军和反动家庭掰了？就得把三反分子家的门给撬了，这界限不划也清了。”

袁军听着不入耳：“去你大爷的，你爸才是三反分子呢，要不咱先撬你们家得了，你爸留过洋，谁知道他当年在美国都干了点儿什么，闹不好早和中央情报局挂上勾了，正经的里通外国，我觉得先撬你们家比较合适。”

郑桐显得很为袁军着想：“我们家还用得着撬？我现在带你去就行了，问题是我家除了书就没什么值钱东西，反正你见什么值钱就尽管拿，就是千万别撬锁，撬坏了锁我还得去配，不是又得花钱？”

袁军一想也是，他搔搔头皮下了决心。

公寓的楼道里静悄悄的，看样子住户们已经入睡了，袁军家的大门上贴着被查封时的封条。

袁军和郑桐鬼鬼祟祟地用改锥在撬锁，郑桐边撬锁边心虚地四处张望，他小声问：“你们家邻居是张局长吧？这老头儿没被关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