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音

一

我六七岁时发明：一边哼音乐，一边插入几声汽车喇叭。这两种声音叠加在一起，于我，就意味着大都市。如今梦想成真，我被大都市的各种噪音（特别是无所不在的电钻声）折磨得发疯，彻夜难眠，这才好歹明白，所谓大都市与那农业帝国的孩子的口头创意无关。

六十年代初的北京，静得像个大村庄，早上居然能听见公鸡打鸣。那是住一层的弓家因地制宜，在大院围墙内辟出一小块自留地，除了种瓜种豆，还养了一笼鸡，有只孤傲的公鸡每天报晓，把我吵醒。公鸡打鸣如歌手练声——听众提心吊胆跟着沿云梯爬升，骤停，悬在半空。弓家还养了只火鸡，摇晃脖上肉垂发出咯咯喉音，像得了哮喘病的老头。它健硕且驯顺，让我们这帮孩子轮流骑在背上，昂首阔步。

我翻身，刚想睡个回笼觉，成群麻雀呼啦啦落在房顶，唧唧喳喳，啄着铁皮排水管，发出空洞的回声。其中一只叫声最亮，翅膀扑腾最欢。冬天，锅炉房工人开始添煤加温，热水顺暖气管道哗哗循环流动，伴随着嘶嘶的排气声及冷暖气流撞击时噼啪的爆裂声。我似乎置身于一个庞大的消化排泄系统中。

楼下出现人声。脚步纷杂却清晰可辨：男重女轻，劳力者浊，劳心者稳，老人滞中有间歇，孩子则多变，有的活蹦乱跳，有的拖着地走——费鞋。自行车声被清晨的寂静放大：辐条呼啸带风，轮胎飞沙走石，链条铿锵蹭着链套，铃声响起，洪钟般震耳欲聋。

我又翻了个身。再往远处细听，马打着响鼻，铁蹄在柏油路上打滑；车把式大声呵斥，鞭梢劈开空气，车辕在颠动中吱嘎作响。一辆14路公共汽车驶过，马达轰鸣，突突喷吐尾气，开关门时制动器发出叹息，售票员懒洋洋地报站：“刘海儿胡同到了——”

大约七点二十五分，班主任李老师穿过三不老胡同。他瘦高挑儿，腰板笔直，目不斜视，大步流星向前迈进，黑皮鞋橐橐作响。他清清嗓子，一扭头，“呸”地吐出一口浓痰。一听见李老师的脚步声和吐痰声，我慌忙爬起来。

二

若生病或装病，我会继续赖在床上。大约八点半，邮递员小李骑车送报送信。他捏闸下车，一脚踢起支架，懒洋洋喊道：“某某某挂号信，拿图章。”

太阳升起来。叫卖吆喝声此起彼伏，不绝如缕。北京的吆喝声特别，显然与胡同的深度宽度和弯度有关，要想让商业信息家喻户晓，非得把吆喝抻长拉宽外加七拐八弯才行。北京人语速快，咬字含混，吆喝是对北京话的纠偏：把音调放慢拖长，穿糖葫芦般给每个字应有的重视——清脆圆润，合辙押韵。关键还得底气足，有穿透力，换气不换声，平起，一翻身高八度，站稳了别掉下来，拉长韵尾——张恨水在《市声拾趣》中写道：“我也走过不少的南北码头，所听到的小贩吆喝声，没有任何一地能赛过北平的。北平小贩的吆喝声，复杂而谐和，无论其是昼是夜，是寒是暑，都能给予听者一种深刻的印象。”

“有破烂儿的我买，有破鞋烂袜子的我买——”这是收废品的，用倒装句显示了一种底层的自信，这自信可随时转化为帝国的自信：“有原子弹的我买——”

还有透着北京人抖机灵耍贫嘴的功夫。比如，卖蟠桃的吆喝：“这不是大姑娘扎的，也不是二姑娘绣的，这是三姑娘逛花园一脚踩下一个扁盖儿桃——”

“臭豆腐，酱豆腐，王致和的臭豆腐——”广告语简单明了，品牌和存货清单全齐了。北京人讲话“卖什么吆喝什么”，这原始交易代表北京人纯朴的一面，童叟无欺，最多吹点儿小牛，那本是广告的功用嘛：“这冰人儿的西瓜脆沙瓤儿——”“萝卜赛梨，辣了管换——”“喝了蜜的大柿子——”

吆喝往往配有乐器，比如：卖烧饼麻花的用木梆子，耍猴儿的用大锣，收购破烂儿的用小皮鼓，卖冰镇酸梅汤的用两个小铜碗，上下一掂铜音串串，叫“冰盏儿”。还有剃头的用“大音叉”，用铁板在中间一拨，那铮铮颤音先把人弄蒙了，就势按那儿，不管头发长短，先剃成秃瓢儿再说。“磨剪子来戗菜刀——”磨刀的用“铁头”，即五片铁皮串在一起，哗啦作响。

楼下传来最令人激动的吆喝声：“冰棍，三分一根儿，五分一根儿——”那三分的是红果、小豆冰棍，五分的是牛奶冰棍。我兜里只有两分钱，估计和卖冰棍的老太太讨价还价，能弄一根缺棍或半化的红果冰棍。

刚从收音机听完侯宝林的相声《服务态度》，我跟一凡就跳进刘海胡同副食店，模仿相声中的段子唱起来：“买卖买卖和气生财，上柜台来笑颜开，休要发困莫发呆，像你这买卖怎能不发财……”没唱完，就让人给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