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兔子

一天,楼下来了个挑担的农民,头戴破草帽,高一声低一声吆喝,招来不少孩子围观。我随父亲路过,凑近一看,担子两头的多层竹屉里,竟是一簇簇刚孵出来的小鸡,黄灿灿毛茸茸的,让人心痒痒。在我纠缠下,父亲上楼取来纸箱,买下六七只。回家,他用剪刀在纸箱上戳些小洞透气,便成了临时鸡窝。

那纤声细语让人牵肠挂肚。我放学回家冲向纸箱,先看后摸,再用双手捧起其中一只。小鸡用爪子钩住手指,瑟瑟发抖,阵阵哀鸣。不禁让我有一丝快感。

从五十年代末起,粮食日渐紧张,只能把白菜帮剁碎当鸡食。鸡嗉子鼓胀起来,转瞬化作灰绿色稀屎,招来无数苍蝇。转眼成明日黄花——秃顶脱毛,浑身脏兮兮,脚趾尖利。我们身后的成人世界早有打算:母鸡下蛋、公鸡食肉。可离那目标尚远,它们因一场瘟病相继死去。

相比之下,养蚕要单纯得多——总不能指望吐丝纺纱织布吧?首先成本低,一只空鞋盒,几片桑叶铺垫足矣。蚕宝宝小得像米虫。所谓“蚕食”,肉眼难以察觉,只留下点点黑粪。就身体比例而言,蚕宝宝的成长速度和食量都是惊人的。桑叶紧缺,方圆数里的桑树几乎全秃了,只剩下梢头几片孤叶。我晕高。“春蚕到死丝方尽”,可我的春蚕还没吐丝就死了——也好,我怕蛾子,否则那破茧而出的是我的噩梦。

养金鱼最容易——耐饿,十天半个月不喂食没事儿。唯一的麻烦是定时换水,那倒也是乐趣:把鱼缸搬到水池中,用笊篱一条条捞出,放进碗里,看它们大口喘息,怀着孩子天生的恶意。金鱼的生活完全透明。让我纳闷,是金鱼装饰我们的生活,还是我们装饰它们的生活?

我正发育的身体被大饥荒唤醒,惶惶不可终日。人们都在谈吃,谈的是存活之道。连毛主席也发表指示:“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半干半稀,杂以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学校减少课时,停掉体育课,老师劝大家节省体能,少动多躺,晚饭后就上床睡觉。亲友做客自备粮票,饭后结算。相关的发明应运而生:用各种容器养小球藻;把淘米水积存下来,每月可多得两三斤沉淀物——与其说是米粉,不如说是沙尘杂质之类。楼下沐家实行黄豆均分制,按颗计算。小京和他哥各分一千五百颗,哥儿俩用弹球赌黄豆,我们围观,这生存之战实在惊心动魄……

官园有个露天农贸市场,其实就是黑市。那里物价贵得吓人:一棵白菜五块,一条鱼二十,一只母鸡三十多,却成了周末全家出游的去处。父亲偶尔买只减价的瘟鸡,回家磨刀霍霍,被追杀的瘟鸡满屋狂飞,一地鸡毛。瘟鸡终于进了锅,炖汤红烧,最后连鸡肋都被啃得玲珑剔透。

某个冬日下午,父亲带我和弟弟来到官园农贸市场,沿一排排摊位转悠。只见几只小灰兔蜷在一起取暖,嘴唇翕动,红眼闪亮,让人爱不释手。我俩向父亲苦苦哀求。他踌躇着,跟握烟袋的小贩对着抽烟,讨价还价,最后花二十块买下一公一母。

到了家,两只兔子从书包里放出来,东闻闻西嗅嗅。我们跟着连蹦带跳,比兔子还欢。

父亲找来一个旧木箱和几块破木板,吱吱嘎嘎拉锯,叮叮当当敲打,终于把旧木箱改成现代化的兔舍:斜屋顶,木板从中隔成两层,有木梯勾连,铁丝网罩住木箱裸面,右下角开一小门,带挂钩。兔子在楼下玩耍就餐如厕,楼上安寝。兔舍就安置在阳台上。

兔子胃口极大,好像永远也吃不够,无论什么,都一律转化成黑豆般的粪便。我和弟弟只好背着口袋出门,先在大院里,继而向外延伸,从后海沿岸到紫竹院公园。在田野实践中,我们意外发现除了杂草,多数野菜人类均可食用,有的甚至是美味。看来人和兔子差不多,处在同一生存的起跑线上。

一天下午,我和楼下的庞邦殿——比我小一两岁的男孩儿,为了改变我家兔子和他家母鸡的生存状况,决定大干一场。我们用铁丝做成钩耙,从1号楼的垃圾箱动手,一直搜到8号楼的垃圾箱。太阳紧追着我们的屁股,越过头顶,再翻到大楼后面。从八个垃圾箱中,我们总共捡到一百四十六个白菜头,战果辉煌。所谓白菜头,是北京人吃大白菜必先切除的根部,我们打算用来喂兔子。

在8号楼门口的昏暗灯光下,我们平分着白菜头,每人共得七十三个,装满两个水泥袋,无比兴奋,面如母鸡般通红,步如兔子般敏捷。

晚上九点我回到家,直奔厨房,把白菜头浸泡在水池里,一边刷洗一边跟父母讲述经过。他们却用异样的眼神看着我。他们认为,在地球的食物链中还是有高低之分。不由分说,他们接替我的工作,把洗净的白菜头放进锅里,用清水煮烂,再对半切开,蘸着酱油,啃咬较嫩的中心部分,咂巴咂巴,大赞美味。我早就饿坏了,于是也加入这白菜头大餐。阳台上兔笼咚咚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