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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史记载：光绪一十八年，福建到处闹旱灾，烈日炎炎，赤地千里，福州府福清尤其重。时年天大旱，水泉涸，早稻不能下种；继而秋旱，有三分之二晚稻枯死，民把稻秆拔起当柴烧。岁饥，民多流殍。

可就是在那样的年景，朝廷仍然横征暴敛，不把百姓的死活当一回事。事实上在那件事发生之前，高伯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草民而已，整个福清大地，没有几个人认得他。但就是这个普普通通的草民高伯，有一天却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那件事说简单其实也非常简单，也不知道高伯哪里来的能量，他在私下里联合了几百家农户起事，他们坚决拒绝乡官的征粮收税，将那些乡官从家门口统统赶走，还把已经被抢走的粮食统统给抢了回来。那支队伍从最初的几个人，发展到后来的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几千人。队伍越来越大，势不可挡。起事成功后，那些饿得发昏的农民简直把高伯当做他们尊奉的神明，把他高高地抬起来，在村街田野边行边歌。

其实，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挑战。天真的高伯连拿鸡蛋碰石头那个最简单的道理也没有搞明白，结果引来了一场残酷的镇压，所有参加抗征的乡亲每人被打了二十大板后，才被允许放回家，抗征发起人高伯则差点被官兵打死，投进了大牢。那些善良的乡亲自然不能眼巴巴看着高伯死在牢里，他们积极开展营救，在一个风高天黑的夜里，对生早已绝望的高伯终于被乡亲们救了出来，并送到了停在海边的一条木船上。

事后，在回想当时的情形时，谁对那条木船和船工似乎都没有更多更深刻的记忆，就好像那是一场梦境。全部的记忆就是乡亲们把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给了那个船工，说那些都是百姓的命钱，他们叫船工赶紧带高伯走。船工说，去哪里？乡亲们一时被问住了。从内心来说，他们确实也说不出来到底要让船工带高伯去哪里好，他们只希望高伯能够逃得远远的，逃到朝廷抓不到他的地方去。那样他们就放心了！乡亲们于是说，越远的地方越好！船工说，什么叫越远的地方越好？远又是指哪里？天边？海角？中国？外国？乡亲们说，你别管中国还是外国，也甭管天边还是海角，反正越远越好，越快越好！

听话听音，船工不是傻瓜，他不可能看不出来他们交给他的这个高伯是一个什么人。但既得人钱财，就得替人消灾，那是做人最起码的道理，船工拍着胸脯当即向乡亲们表态，他知道该把高伯送到什么地方去，请他们放心。到了这种时候，乡亲们不放心也得放心了，不然他们要怎么办？

但不管怎么说，自此后高伯就像是一团蒸气，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从福州这块土地上消失了。谁也不知道高伯究竟去了哪里，有人说他已经死了，有人说他去南洋了，反正各种的说法都有。官兵虽然下了通缉，满世界要抓他，抓了几年，却连个影子也没抓着。高伯走时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女儿，那女儿就是高兰香。

黄敬芳并不想去弄明白儿子是怎样爱上高兰香的，爱那种东西又是实在说不清道不明的，有谁能够解释得清楚？他心里只是在想天下的女人多的是，哪个女人不可以爱，为什么偏偏要去爱上一个朝廷钦犯的女儿？

说服儿子改变选择是徒劳的。在这件事上，做父母的只好作了妥协和让步。其实说白了高家和黄家只是邻居，数墙之隔而已。兰香姑娘是他们看着长大的，他们觉得有这样一个女孩子陪着儿子过一辈子，也该放心了，却又止不住心生遗憾，那遗憾主要是来自香香的父亲高伯。虽说几年前的那场抗征风波高伯并没有做错了什么，他的整个思想动机就是替百姓说话，但造成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他已经公开和朝廷作对，得罪了朝廷。那朝廷是你一介草民能够得罪的吗？

黄敬芳想不到现在自己的儿子几乎犯了和高伯一样的错误，一样成了朝廷要抓捕的对象，这样一来，两个原本互不相干的事却因为一种特殊的关系相互抵消了。黄敬芳不禁苦笑着对李氏说，我们现在哪还有什么资格去嫌弃人家？要走就让他们一起走好了。永远别回来了！说罢，让李氏赶紧去为孩子准备行李。李氏听着，落下泪水来。她知道，孩子这一走，恐怕就永远也见不着他了。她把自己的心事诉说给男人，黄敬芳听了也满目凄迷，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但他强装嘴硬说，那要怨谁？都是他自己找的！

儿子黄泽如的心情却一点也没有像他的父母那样沉重。尽管故土难离，但在儿子看来，只要有高兰香相伴，就是走到天涯海角也不会觉得寂寞。他和高兰香之间其实也不存在什么秘密、私约，两个人从小在一起长大，彼此心里都装着对方是相当正常的，根本用不着相互表白，更用不着山盟海誓，一句话，一个眼神就足以让对方为自己坚守一辈子。黄泽如坚信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因此当他在雨中敲开高家的门，向高兰香她娘提出要带高兰香去南洋时，在一边的高兰香除了表现出少女那种特有的羞赧外，她相当的平静，一点也不觉得惊奇，倒好像是黄泽如多年前向她允诺的一件事现在终于得以兑现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