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六个瞬间之五：革命的本能与“无聊”（第2/4页）

阿Q的观点本与未庄的秩序一致，即“革命党便是造反，造反便是与他为难，所以一向是‘深恶而痛绝之’的。”但处于走投无路的绝境之中，阿Q的“直觉”再次苏醒了：

殊不料这却使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有这样怕，于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况且未庄的一群鸟男女的慌张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罢，”阿Q想，“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

“神往”有两个前提：第一，未庄已经容不下他的卑微的生存；第二，城里正在发生着让举人老爷也这样怕的“革命”。阿Q用度窘迫，又喝了点酒，“不知怎么一来，忽而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未庄人却都是他的俘虏了。他得意之余，禁不住大声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5]

阿Q的焦虑在这里得到了释放：革命就是“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欢喜谁就是谁。”[6]在阿Q回到土谷祠后，鲁迅写到了他的突然“迸跳起来”的“思想”：首先是未庄人对他的畏惧与服从，其次是有钱人家的财富，最后是女人。用弗洛依德的术语来表述，这就是由客观焦虑转化而来的神经性焦虑的释放，但这一释放伴随着酒醒而一同消失——阿Q没有想到赵秀才与钱老爷等已经先于阿Q“相约去革命”，不但砸了静修庵里的龙牌，而且盗走了观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炉。阿Q与未庄秩序的短暂分离消失了，两者从主观上再度叠合起来：“难道他们还没有知道我已经投降了革命党么？”[7]阿Q有革命的本能，但没有革命的意识，他只有在受本能驱使的时候才能确证自己的失败和无助。阿Q每一次意识的恢复都是对旧秩序的确证。

如果将第七章与第五章做个比较，我们可以看到叙述转换上的某些类似性：在第五章，由于生存危机，叙述中渗透了辛酸，叙述角度发生了从客观叙述向主观叙述的过渡；在第七章，由于革命的发生，阿Q的直觉再次破茧而出，他决意要成为革命党了，叙述的视角也从旁知转向了主观的“思想”。正是通过这个叙述，鲁迅暗示了革命的自我否定：阿Q的革命是基于本能的革命，一旦他有了“思想”，本能也就转化为意识，后者只能是对未庄秩序的回归。革命的失败产生于本能的短暂性，以及本能发生转化的必然性。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重新探讨第八章“不准革命”这一章的含义。这一章是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分析的重点：辛亥革命没有成功，虽然有了剪辫子的风潮，“未庄也不能说是无改革”，比如“将辫子盘在顶上的逐渐增加起来”，但“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带兵的也还是先前的老把总”。“革命党来了”也只是“来了”来了。[8]阿Q所知道的革命党只有两个，一个是先前进城他亲眼看见被杀掉了的，另一个就是“假洋鬼子”。假洋鬼子所用的语言也包括着《新青年》所倡导的洋文，这也多少说明即便是所谓的“新”也可能就是“旧”的复活而已。我认为阿Q生命中的第五个重要瞬间就发生在假洋鬼子扬起哭丧棒、不准他革命之后的那一刻：

阿Q将手向头上一遮，不自觉的逃出门外；洋先生倒也没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这才慢慢的走，于是心里便涌起了忧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没有别的路；从此决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来叫他，他所有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笔勾销了，至于闲人们传扬开去，给小D王胡等辈笑话，倒是还在其次的事。[9]

但这里的故事只是一个契机，“心里涌起的忧愁”，以及“再没有别的路”的沮丧与失落，为此后的“无聊”铺平了道路。“无聊”才是我说的第五个瞬间。鲁迅这么写道：

他似乎从来没有经验过这样的无聊。他对于自己的盘辫子，仿佛也觉得无意味，要侮蔑；为报仇起见，很想立刻放下辫子来，但也没有竟放。他游到夜间，赊了两碗酒，喝下肚去，渐渐的高兴起来了，思想里才又出现白盔白甲的碎片。

阿Q感到了“无聊”——盘辫子是无意义的，就如同放下辫子来也是无意义的一样。这里对于“意义”的否定是在由“不准革命”而引起的“忧愁”之后——“忧愁”是因为“再没有别的路”，他的抱负、志向、希望、前程全部因此而消失；但“无聊”却超出了个人经验的层面，而变成了对于整个事件——对于革命以及由革命而引起的一切变化——的怀疑。这是很快就被阿Q自我否定了的“从来没有经验过的”“无聊”，却让我们触到了鲁迅本人最为深刻的感觉。这何止是对辛亥革命的失望。这是十分复杂的感觉。与这样的复杂感觉相互匹配的，是鲁迅作品中经常出现的修辞方式，如将是否盘辫子这样的行动与侮蔑、报仇这样的词汇配置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