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有的朋友对我说，《雌性的草地》有点昆德拉（Mi－LanKundera）的影子；也有人说它像玛格丽特·杜拉（MarculiteDuras)；我来到美国后，一位懂中文的美国文学青年说，这部小说让他想起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我不知道。也不知与这些成功的老辈们有相似的嫌疑是好事还是坏事，人们是贬我还是褒我。还有朋友告诉我：你这本书太不买读者的账，一点也不让读者感到亲切，一副冷面孔——开始讲故事啦，你听懂也罢，听不懂活该，或者你越听得糊涂我越得意，这样一个作家，读者也不来买你的账。记得我的朋友陈冲读完《雌性的草地》后对我说：“很性感！”我说：“啊？！”她说：“那股激情啊！”我一向很在意陈冲的意见，她是个酷爱读书的人，读过许多好书，尤其当代西方文学，似乎是读书余暇中去做做电影明星。“真的，你写得很性感！”我仍瞠目，问她性感当什么讲，她说她也讲不清：“有的书是写性的，但毫不性感；你这本书却非常性感。”她说。

我是认真写“性”的，从“雌性”的立场去反映“性”这个现象。我认为能写好性的作家是最懂爱情、人性，最坦诚，最哲思的。比如昆德拉、玛格丽特·杜拉、D?H?劳伦斯，包括托马斯?曼（死于威尼斯）。仔细想想，性爱难道不是宇宙间一切关系的根本？性当中包括理想、美学、哲学、政治、一切。

当然，写性并不是我写这部小说的原始动机，最初让我产生写它的冲动是在一九七四年，我十六岁的时候，那时我随军队的歌舞团到了川、藏、陕、甘交界的一片大草地去演出，听说了一个“女子牧马班”的事迹。第二年，我和另外两个年长的搞舞蹈创作的同事找到了这个牧马班，想创作一个有关女孩子牧养军马的舞剧。这些女孩子们都是成都的知识青年，最大的也才二十岁。这块草地的自然环境是严酷的，每年只有三天的无霜期，不是暴日就是暴风，女孩子们的脸全部结了层伤疤似的硬痂。她们和几百匹军马为伴，抵抗草原上各种各样的危险：狼群、豺狗、土著的游牧男人。她们帐篷的门是一块棉被，夜间为防止野兽或男性的潜越，她们在棉被后面放一垛黑荆棘。她们的生活方式非常奇特（小说中我如实描写了她们的炊事、浴洗、厕所等），让一个如我这样的女兵也觉得无法适应，或根本活不下去。她们和天、地、畜、兽之间的关系都十分奇特，去想象一下：把一伙最美丽最柔弱的东西——年轻女孩放在地老天荒、与人烟隔绝的地方，她们与周围一切的关系怎么可能不戏剧性呢？在我们住进她们营帐的第二周，来了个男人。这就是书中的指导员叔叔。叔叔是个藏人，或是羌人。叔叔是他的名和姓，不是辈分。叔叔看见我们几个女军人就显出一种奇怪的敌意，我琢磨他是嫉妒我们，因为我们在这群女孩和外部世界之间牵了一丝联系，否则她们都得仰仗他去和社会、人间取得沟通。他每隔两周或三周到女孩们的帐篷走一趟，送些一月前的报纸、家信和食品。他长相极英武，气质雄浑，有颗雄狮般的大头。他穿一身五十年代的军服，又脏又破，骑马飞快，打枪贼准。不知是出于好客还是示威，他当我们面击毙了远处草丛里跑的一只野兔，又当我们的面剥了兔皮，整套动作像脱袜子一样轻松麻利。那是只哺乳的母兔，当皮剥到胸腹部时，两排乳汁如微型高压水龙头一样喷射出来。这使女孩子们生活基调又添加一层残酷、恐怖的色彩。

多年后，我们听说那个指导员叔叔把牧马班里的每个女孩都诱奸了。这是对女孩们的青春蒙动残酷、恐怖，却又是惟一合理的解决。

“女子牧马班”的事迹在一九七六年成为全国知识青年的优秀典型，报纸上大幅地登出她们饱经风霜的年轻老脸，记者们管她们叫“红色种子”、“理想之花”。当时我感到她们的存在不很真实，像是一个放在“理想”这个培养皿里的活细胞；似乎人们并不拿她们的生命当回事，她们所受的肉体、情感之苦都不在话下，只要完成一个试验。

这个试验以失败告终。“性”毁掉了这个一度荣耀的集体。失败告诉我们：人性、雌性、性爱都是不容被否定的。

明显的，这部小说的手法是表现，而不是再现，是形而上，而不是形而下的。从结构上，我做了很大胆的探索：在故事正叙中，我将情绪的特别叙述肢解下来，再用电影的特写镜头，把这段情绪若干倍放大、夸张，使不断向前发展的故事总给你一些惊心动魄的停顿，这些停顿使你的眼睛和感觉受到比故事本身强烈许多的刺激。比如，在故事正叙中，我写到某人物一个异常眼神，表示他看见了什么异常事物，但我并不停下故事的主体叙述来对他的所见所感做焦点叙述，我似乎有意忽略掉主体叙述中重要的一笔。而在下一个新的章节中，我把被忽略的这段酣畅淋漓地描写出来，做一个独立的段落。这类段落多属于情绪描写，与情节并无大多干涉。这样，故事的宏观叙述中便出现了一个个被浓墨重彩地展示的微观，每个微观表现都是一个窥口，读者由此可窥进故事深部，或者故事的剖切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