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荒煤

1987年的秋天，我曾经到浙江绍兴去参观乡镇企业的发展，虽然是走马看花，也不能不为农村面貌的巨烈变化感到震惊、欢欣和兴奋。在告别浙江的一次座谈会上，我还情不自禁地宣告，倘若那位秋瑾烈士还健在，我想她会把她在临刑前留下的那句著名的诗句：“秋风秋雨愁煞人”，改为“秋风秋雨喜煞人”！

后来回到北京，我又写了一篇短文：《向阿Q告别》。我认为，我“终于在鲁迅的故乡向阿Q告别了，告别了他那个悲惨的年代。这是值得庆幸的”。不料还引起一个小小的争论，有两位好心的同志发表文章，认为我要否定阿Q这个不朽的形象。不过，当时的确有一个念头，假如有时间再来绍兴，最好再深入了解一下乡镇企业发展，写篇报告文学。这个善良的愿望也没有实现。农村改革的新气象也渐渐在脑海里淡漠了。

时间跑得真快，两年多过去了，我没有想到，在1989年的岁末，我却读到了《骚动之秋》这样一部反映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农村面貌和人际关系的巨大变化的长篇小说。尽管我年逾古稀，又有冠心病，医生频频嘱咐心情最忌激动，似乎不易也不宜心情激动，但终于还不免为作品中几个重要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在内心激起了一些骚动。也就不能不对这部作品说几句真心话。

我们这一辈老人，恐怕难免有以下某些缺点或遗憾，精力有限，读的作品不多，因而难以作出精确的比较与判断；对当前生活中的巨大变化了解不具体、不深刻，因而对作品的思想深度体会不深；对文学作品的基本审美观念——要求作品努力反映生活的真实；创造生动感人的形象，是难以改变的，因而，评价一部作品的成就，离不开这个基本原则。

我始终认为，生活的真实与生动感人的形象是一个整体。过去常讲，真实是艺术的生命。但是这个真实，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形象的真实，没有真实感人的形象，也就不可能表现生活的真实。所谓生活，人是根本。离开了人，不去表现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社会生活中；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人，人们各自的生活环境、条件，对生活的需求、理解、信念意志，思想道德、伦理、感情等等共性与个性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尖锐的矛盾，怎么去表现生活——所谓生活的真实？所以作为艺术生命的真实，归根到底，还是在于作品中真实、生动、感人的形象。

这就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凡是伟大、优秀的文学作品，给人留下深刻难忘的印象的，无非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真实感人的典型形象。尽管读者并不都熟悉，甚至不是同时代的人，或同在一定生活范围内一起工作和生活的人，然而经过作者的描绘与创造，这些作品中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并由此展示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性格的特征，却深深吸引读者，使人们去探索这些人物的心灵，去认识、理解了他们的性格和思想感情，去从他们的遭遇和命运中思考许多问题，并获得种种启示。

《骚动之秋》，既是描写一个“农民改革家”岳鹏程在改变家乡面貌中激起的种种骚动：从省市县委领导的关注到全国和省级报纸的社会舆论的宣传，从李龙山的古老传说到李王庙后殿的碑碣上刻下岳鹏程和大桑园的名字……但同时，也着重写了岳鹏程内心的种种骚动，他和儿子羸官在改革中不同的见解的矛盾引起的父子冲突；他和秋玲的感情导致与妻子的冲突和家庭矛盾的尖锐化；他在改革中处理问题的大胆、果断、魄力、远见等等，的确使乡镇企业有了较大发展，然而又的确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受到不正的社会风气的影响，采用了一些非法的手段进行了倒卖紧缺物资的活动；他在管理方法上确是严格要求，然而又不免独断专横，甚至打骂工人；他既懂得要获得领导的支持，却又不免由此去观察、掌握领导者种种心理，甚至庸俗地迎合领导的趣味；而不合他意愿的人，即使是自己的父亲、儿子也难免产生嫉妒和懊恨，甚至不惜对儿子的事业加以阻挠和破坏……因此，岳鹏程这个人物难兔如作者借他儿子羸官之口，说他是一个带“悲剧色彩”的农民英雄：他反对封建主义、专制主义，可又“常常不自觉地搞起那一套，而且认定是最正确、最先进的”。

作者也借记者程越的心情，表述了对这位悲剧色彩的英雄“感到有一种悠远、深沉的悲哀”。尽管岳鹏程自己讲了，社会现实哪儿都有悲剧色彩，但真正的悲剧却在于岳鹏程根本不能理解，他在历史长河中淤积的泥沙中改革创业，即使作出了较大的贡献，也难免陷于封建的种种传统的思想、观念、方法之中无法摆脱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