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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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下了三天，时急时缓，大地一直笼着茫茫雾气。所有的村庄都隐入混沌，所有的人都消失得无踪无影。“怪矣人都哪去了？找也找不着。想打个电话吧，又不让……”红脸老健急得骂人，搓手，站起又坐下。这人长得像熊，手掌也像熊掌一样厚壮，往桌上一拍震得满屋响。旁边的人小声说：“我看还是打个电话吧。”这话刚落就有人在角落里说一句：“不行！不能这样……说好了的，这不行。谁也不准用电话找人！”
我听出说话的是眼镜小白。他京腔细细的，像姑娘。可就是这个人，顽固得像块石头，里面包裹了砸人的主意。他是整个屋子里沉甸甸的心，他的话没有人不听。老健不做声了，急得团团转，抓耳挠腮的，看我一眼，又看小白。我一直没有说话。我也不知该怎么办，我在这帮人当中无足轻重，只是心里有些焦急。我的酒杯被来回走动的老健给斟满了，我抿了一小口。我不想借酒浇愁，因为我没什么酒量。老健已经喝了不少，所以脸更红了，脾气也更暴。我想这个家伙真的急起来，没准会领上人闹出大事的，所以一直担心什么，害怕他被逼无奈时会走得太远。我这会儿特别想提醒眼镜小白一句，因为在这儿只有他说话才管事儿。可是以前小白不止一次听过我的劝阻，总说：“没事儿。这是争取合法权益。跟那些人动武，用得着吗？哪个年头的事儿啦？”可是眼下这一切又太像这么一回事儿了：不准用电话、不准多头联系、不准……小白为他们定的禁忌这么多这么细，让人想到了他们正在准备一场隐秘的、谋划日久的大事。
矿区和周围的集团就是他们的死对头。两边积怨日深。双方紧张对峙，很多时候简直是一触即发，所以那边的人一直盯着这里。几年来，这些村子已经被一片片的脏水和毒烟、日夜轰鸣的噪声给害苦了，坐卧不安且无处躲藏，大片的土地没法耕种，背井离乡的人越来越多。特别是近几年，得恶性病的人突然增多，常常是一个村子一下出现十几个人。不止一家生出了怪胎，这被指认为末世之兆。“妈的，不反不行了！真的不行了！”大街上火暴的汉子一喊，立刻引来满街的村民，大家挽袖子撸胳膊，跳着高儿浑骂。都骂管事的，因为那些人与周边的害人虫明明白白是一伙的。村民们结伙儿去投诉，一开始上边有人还全力搪塞，说做什么事都得有个过程啊，再等等吧之类。再后来谁投诉谁倒霉：集团的人很快就知道是谁干的，结果这个人的日子就算完了，不是蒙面人深夜袭扰，就是其他更大的麻烦。村子开始无声无息……
“咱得想想办法了！要不咱这村子、咱今后祖祖辈辈全都完了！”这句话是红脸老健说的。他把最要好的几个人招到一块儿议事，这些人都恨不得一股劲儿把集团全砸了。老健沉得住气，他说：“这种事儿蛮不得，有理走遍天下，不‘走’不行哩，这里弄不赢，咱就备个‘万民折’再往上走吧！”老健早年在城里打工，经多见广，胆气也特大：有一天夜里来了几个蒙面汉子，结果被他手持钢叉追出了好几里路。
几天的时间都在准备上路的事，准备“万民折”和盘缠。老健是领头的，他要带上身边几个汉子——这三五个壮实男人是他的左膀右臂，平时都听他的话，遇上事情总是找他商量。这种信任是血和汗换来的。有一年与邻村争一个百亩苇塘，最后闹到了动武的地步。村头叫独蛋老荒，那会儿事情刚开头就吓得趴下了。因为对方由一个百万富户领头儿，人家有一支棒子队，平时该干活就干活，一有了事情就携上家什动手，棒子抓钩，长刀火枪一齐上。老健对三五个弟兄说：“独蛋老荒是怕啊，怕剩下的一个蛋也让人摘了去，这不怪他。”几个人红着眼，顾不得笑。都知道老荒小时候爬树掏鸟窝出了事故：被一个树杈刺中了下身，结果将一个睾丸搞丢了。老健拉着长脸：“这回也是要流血的事儿，咱们不出头干一家伙，一百多亩大苇塘就归了棒子队——这年头蛮性大的是爷爷，讲斯文的是孙子！”谁都明白他说的是实话，因为独蛋老荒这之前找出了一本老辈的地账，带上它出门跑了一个多月，什么事儿都不顶。“那好，开家伙吧！”就这样，由老健领头，一村人红着眼杀上田野。直打了半个月，硬是把大苇塘给夺了回来，尽管有人负伤，总算没丢一兵一卒。对方重伤好几个人，却不敢吱声，因为这场打斗是棒子队先挑起来的，而且他们是平原一霸，早已臭名远扬。
从那以后，红脸老健成了大家心中的头儿。
我听了许多老健的故事，就对眼镜小白讲过这个人。小白是我的朋友，他每次来平原上都要住进我们园子里的茅屋，即便去四周的城乡转上一圈，也还是要回到那里。他的职业换过多次，先在京城机关上干，后来又去了一个基金会——这个基金会是以一个历史人物命名的，工作十分宽松，而且常常要与这个平原东部那个著名的葡萄酒城打交道。这一来他就与我的另一个好朋友——酿酒师武早结识了，两人形影不离。大约一年前武早因为精神失常失踪了，这让小白懊恼不堪，简直是难以忍受的打击。我们一起陷入了深深的痛楚之中……如果我离开了，小白在茅屋也待不下，他就把更多的时光用在村子里。日子长了，他与红脸老健成为无话不谈的挚友，两人的友谊似乎变得深刻而神秘。我终于发现小白已经深深地卷进了几个村子的事情，不得不给予提醒——他却对其中隐含的巨大危险浑然不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