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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生得了肝炎，住在传染病医院。师傅叹气说：“我还没有得肝癌呢，玉生倒得了肝炎。以后怎么办？”

水生骑自行车到传染病医院，门锁得紧紧的，不给他进去。水生绕着医院的围墙跑了半圈，来到江边，又返回来。天气很冷，土都冻硬了。水生回到医院门口，推了自行车想走，看到里面押出一个趾高气昂的人，原来是根生。根生说：“我来看黎玉生。”传染病医院的医生说：“下次再敢翻墙进来，送你去公安局。”

根生穿着棉袄棉裤，水生穿着新买的料子裤。根生说：“裤子不错，以前没有见你穿。”

水生说：“料子裤，不敢穿到厂里。”

根生说：“你都买得起料子裤了，还是你家里负担轻，我还要养我妈。”

水生说：“我叔叔家里，每个月还是补贴五块钱的。我婶婶工资低，集体单位职工。”

根生说：“你反正有补助。”

水生说：“我只拿过一次补助，买自行车那次，后来没有。”

根生没有让水生带他，独自走了。第二天交接班，根生把水生拉到角落里，支支吾吾地，说是想借那条料子裤穿。两人身材相仿，水生略矮些，裤子穿在根生身上，露出半截袜子，袜跟有两个补丁从鞋帮后面露出来。根生不敢在料子裤里套上秋裤，怕穿不下，就穿着单裤走了。

原来是有人给根生介绍了革命同志，是个纺织厂的女工。过后，根生把料子裤还给水生，说：“人家嫌我穷，看都没多看我一眼就走了。”

水生说：“你不是有料子裤吗？”

根生说：“人家要有自行车，我没有。自行车这个东西，借一次也不管用，自行车就像老婆一样，不能借着出风头的。料子裤你收好。”

玉生出医院，水生借了一辆黄鱼车去驮她。放了一个竹靠背在车后面，铺了一件干净的棉大衣，玉生坐上去，再盖一层被子在身上。玉生戴着口罩，一句话都不说。师傅骑着自行车在后面跟。

快到家时，玉生问：“根生怎么不来？”

水生说：“根生今天上中班。等会儿我去接班，他就来了。”

过了一阵子，玉生的病好了，黄疸褪下去，皮肤恢复了原来的颜色，但是忽然又发烧了。玉生自己跑到中医院去，在一条黑漆漆的走廊里坐着，歪倒在长凳上。有一个青年医生走过，拍了拍玉生，发现玉生昏过去了，叫人把她送到了急诊间。那医生姓何，长得斯文白净，又说是家传的医术，父亲是城里著名的老中医，曾经给领导号过脉的。

小何医生很关心玉生，除了退烧、急救，事后给玉生开了药方调养身体，又叮嘱玉生要多吃有蛋白质的食物，甲鱼、黑鱼、鸡蛋、牛奶。玉生说：“我吃不起。”小何医生搓手说：“肝病是一辈子的事。要养好病，要养好病。”

玉生自此天天煎药喝药，家里一股中药味道。她原在汽轮机厂做学徒工，得病以后请了半年的长病假，工资减半。师母没有工作，在家里靠拆手套赚点钱，师傅工资虽高，还得赡养岳父岳母。师傅一个人养四个人，坐在车间里说：“你们见过一匹马拉四辆车的吗？”

根生说：“一个火车头能拉四节车厢。”

师傅说：“我不是火车头，我是马，吃草的，不吃煤。我在厂里干了几十年，从来都是帮别人要补助，现在我自己也快累死穷死了，我要给自己申请补助。”

根生说：“师傅以前看不起领补助的人。”

师傅说：“你和水生都领过补助了，有什么看不起的。以前看不起，是因为家里还有点钱，现在大家都勒着裤带过日子了。裤带勒在腰里还好，明年我就该勒在脖子上了。”

师傅一步三摇地来到车间主任办公室，办公室里坐着宿小东。师傅站着，双腿并拢，手捏着帽子，很恭敬地喊道：

“宿主任。”

宿小东说：“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你来要补助。”

师傅说：“是的，主任。家里情况不好，女儿生肝炎病假，老婆没工作……”

宿小东不等师傅说完，就挥了挥手，先讲了一遍形势，又讲了一遍斗争，再讲了一遍纪律，最后问师傅：“孟根生最近有没有用脚踢过阀门？”

师傅说：“没有。”

宿小东又挥挥手，师傅就出来了，回到车间，闷头坐了一下午，帽子一直捏在手里，头上落了很多粉尘。下午过去了，师傅站起来，拍拍头上的粉尘，对自己说：“是根枪就要立起来。”

师傅走到车间主任办公室，把帽子放在地上，跪了下去。周围路过的工人都过来看热闹。宿小东走到门口说：“你这是干什么？”师傅说：“我这是跪着，但不是跪你。我跪在这个办公室门口，跪给所有人看。”这时工会的宋主席过来了，众人让宋主席主持公道，宋主席一抹嘴巴说：“原来是补助的事情啊，补助是个很重要的事情，补助补出了李铁牛这种坏分子。”嘀嘀咕咕，拍拍屁股走了。师傅继续跪着，宿小东笑了笑说：“你跪吧。”师傅说：“我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