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

“我是一个渔夫。” 塞缪尔·费舍尔说，“余先生，请你给我讲讲中国的捕鱼故事。”

这时候我们坐在巴德伊舍的河边，仰望河流对面静止的房屋和房屋后面波动的山脉。夏日午后的阳光从山脉那边照射过来，来到我们这里时，阳光全部给了我的这一边，塞缪尔·费舍尔那边一丝阳光也没有，他坐在完全的阴影里。我们中间的小圆桌上呈现出一道明暗分隔线，我这边是金黄色的，塞缪尔·费舍尔那边是灰蓝色的。

我说：“费舍尔先生，我感到我们像是两张放在一起的照片，一张是彩色照片，一张是黑白照片。”

他点点头说：“我也感受到了，你在彩色里，我在黑白里。”

我用防晒霜涂抹了脸部，然后递给他，他摆摆手表示不需要。我看看他坐在宁静的灰蓝色里，心想他确实不需要。我戴上墨镜，向着太阳方向眺望，发现蓝色的天空里没有一丝白云。根本就没有云层遮挡阳光，为何我们这里却是明暗之分？我喃喃自语：“真是奇怪。”

塞缪尔·费舍尔洞察到了我的想法，他淡然一笑：“余先生，你还年轻，到了我这把年纪，什么奇怪都不会有了。”

“我不年轻了。”我说。

塞缪尔·费舍尔轻轻地摇晃了一下手指说：“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易卜生和豪普特曼正在我的耳朵边吵架。”

“费舍尔先生，”我说，“如果你不介意，能告诉我你的年龄吗？”

“不记得了。” 塞缪尔·费舍尔说，“就是一百五十岁生日那天的事，我也忘记了。”

“可是你记得S. Fischer出版了我的书？”我说。

“这是不久以前的事，所以我记得。” 塞缪尔·费舍尔继续说，“不过，我忘记了是巴尔梅斯，还是库布斯基告诉我的。抱歉的是，我没有读过你的书。”

“没关系。”我说，“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读过。”

“给我讲讲你捕鱼的故事吧。” 塞缪尔·费舍尔说。

我说：“我做过五年的牙医，可以给你讲几个拔牙的故事。”

“不，谢谢！” 塞缪尔·费舍尔说，“你一说拔牙，我就牙疼。或许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会喜欢，可我喜欢听捕鱼的故事。”

“或许，”我接过他的话说，“托马斯·曼和卡夫卡他们可以给你讲讲捕鱼的故事。”

“他们，”塞缪尔·费舍尔嘿嘿笑了，“他们就想和我玩纸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他们输了不给我钱，而我赢了还要给他们钱。”

塞缪尔·费舍尔看着我问道：“你喜欢玩纸牌吗？”

我说：“有时候。”

“什么时候？”

“和巴尔梅斯和库布斯基在一起的时候，也是我输了不给钱，他们赢了还要给我钱。”

塞缪尔·费舍尔又嘿嘿笑了，他说：“作家们都是一路货色。”

我惊讶地发现塞缪尔·费舍尔说着一口流利的中文，而且没有一丝外国人的腔调。如果不是看着他的脸，我会觉得是在和一个中国人聊天。我说：“费舍尔先生，你的中文说得真好，你在哪里学的？”

“中文？”塞缪尔·费舍尔摇摇头说，“我从来没有学过。我倒是见过，中文是很神秘的语言。”

“你现在说的就是中文。”我说。

“我一直在说德语。” 塞缪尔·费舍尔认真地看着我，“余先生，你的德语说得不错，像一个地道的法兰克福人。”

“不！”我叫了起来，“我一直在说中文，我根本不会说德语。”

在巴德伊舍的这个下午，奇妙的事情正在发生，塞缪尔·费舍尔说出的德语来到我这里时是中文，我说出的中文抵达他那里时是德语。我从未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在梦中也没有过。

“真是奇怪，”我感叹起来，“我说中文，你听到的是德语；你说德语，我听到是中文。”

“你们这个世界里的人总是大惊小怪。”塞缪尔·费舍尔用手指的关节轻轻敲打着圆桌灰蓝色的那一面，表示这个话题结束了。随后他再次说：“我是一个渔夫，给我讲讲你的捕鱼故事。”

“好吧。”我同意了。

我首先向塞缪尔·费舍尔说明，我要讲的不是渔夫的捕鱼故事，也不是牙医的捕鱼故事，而是一个中国孩子的捕鱼故事。

那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我正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小镇上成长，一条小河从我们的小镇中间流淌过去。小河里没有捕鱼的故事，只有航运的故事，捕鱼的故事发生在乡间的池塘里。当时我家还没有搬进医院的宿舍楼，还居住在一条小巷的尽头。我在夏天早晨打开楼上窗户看到的就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几个池塘散落在那里，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仿佛是田野的眼睛。我们小镇四周的田野里有不少池塘，夏季常常没有雨水，干旱的稻田就需要池塘里的水来灌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