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年轻时不知天高地厚地做作家梦，写过几篇不成气候的小说，以后结婚生子，淡泊了功名，也淡泊了作家梦。认为当作家和当贤妻良母没有什么两样，并且为自己能够有这样的认识而自我感动。因此，有很多年，除了职业需要，我不写任何属于自己的东西。随着年龄的增长，又生出写作的愿望，却没了自信，深知自己的才气不足，勤奋不够，对于写作心存恐惧。我想，恐怕大多数职业都是可以选择的，唯有真正意义上的写作，就像圣徒是被上帝选中的一样，写与不写，写什么和怎样写，都是被规定好了的。

一九九四年，丈夫重病多年后去世。我用了四个月时间完成了散文《永远的五月》。向我约稿的朱伟看后打来电话说：“感谢你为读者写了一篇好文章！”朱伟是苛刻的评论家，他的话让我觉得分量沉重。

我原本是专为自己、儿子和个别人写的，是为了能够平静地面对逝去的远去的和身旁的朋友们而写的，但却意外地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回应与认同，这成为我继续写下去的动力。这里所说的“回应与认同”，并不简单地等同于“好评”。事实上，当带有强烈怀旧色彩和极为个人化的写作出乎意料地被读者接受时，使我意识到这种写作的意义。精神和情感是在交往中形成的，如果说我的体验还不算肤浅，那是因为我与其中的人物和事件的关系足够深刻；人原本的感觉能力总是强大和正确的，如果说我的文字还不算苍白，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和厚重。我的坎坷，我的磨难，我的喜悦与忧伤、悟性与迷惘、底蕴与限度，都由此而生发，所以，它们是超乎文学的。

不记得是谁说过，一个诚实的人，才有可能是可爱的同时也是幸福的人。同样，一篇真实的文章，才有可能是有价值的同时也是优美的文章。我认为，与其说文章有好与不好之分，不如说有真与不真之别。即使是虚构，其情感的真实与否也是至关重要的。

我更愿意把对作品的接受，理解为对一段历史的接受；把对作者的接受，理解为对一份情感的接受。为此，我对所有对历史持有尊重之意、对人生葆有热爱之心、对生命怀有敬畏之情的朋友心存感激。我认为，这首先来源于他们的自爱之心，而爱人之心一定是由此生长出来的。

这本散文集是以写人为主的。我把书中所写到的人物—赵一凡、周郿英，以及“今天派诗歌”群体中的北岛、芒克等人，看成是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涌现出的一批“新人”。

“新人”这一概念始于俄国革命民主主义作家车尔尼雪夫斯基，他的代表作《怎么办》一书的副标题是“新人的故事”。这本书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对于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它与另一本对中国知识青年产生过更大影响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理念上相当不同。两本书描写的都是革命和革命者，但后者是我们所熟悉的集体主义、共产主义式的革命，这种革命很少为个人的生活和成长留有空间。而前者却让我们看到，在革命的大背景下，不仅有爱情与婚姻的位置，而且有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作者主张“合理的利己主义”，但并没有滑向道德相对主义；作者为普通人的自私辩护，但并没有以此作为真理的栖息地而放弃对理想人格的追求。这正好成为具有怀疑精神的一代青年的思想资源。与同时代人遇罗克这类英雄相比，在二十世纪末的中国，“新人”的特征是—以张扬个性的方式而不是以革命的方式表达了对主流话语的反抗；以反传统的作品和生活方式挑战了革命的神话。不管是不是自觉自愿，他们“站在社会的边缘，与现实的喧嚣、浮躁、委顿形成反差，这本身已构成了意义，并给社会提供了意义。”（《永远的五月》）

在那个年代，这一群体所代表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精神以及敢于怀疑的理性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并使许多人着迷。我试图以我个人的经历为线索，记录下那个年代的人和事，借用帕斯捷尔纳克的话，我想说明：生活—在我的个别事件中如何转为艺术现实，而这个现实又如何从命运与经历之中诞生出来。

然而，这些具有“新人”特征的反叛者，还没有足够成熟的人格，足够强大的精神力量，保持一个反抗者的姿态，并承担起“新人”的使命。那段离我们并不久远的历史，如今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已经褪色，而在另一些人中则被当成历史的神话加以彻底否定。毫无疑问，我们应该反思！那曾经的信仰，是因为原本就是错误的，所以根本就不值得去信吗？是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触到实质，因而不可能彻底吗？还是我们否定它，只因为不能为自己的沉沦寻找到自圆其说的理由？这是对于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如今已经“溃不成军”每一个曾经的反叛者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