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张彤禾（第2/3页）

我想，关键在于着眼于个体，而不是话题，在个人身上花大量时间，深入了解他们。因为我花了两年的时间追踪敏和春明，所以我可以不仅写她们的迁徙流动，还有她们与老板和同事的关系，家庭内部的关系，恋爱，以及商业世界里的腐败和她们吸收外来观念、学着认识世界的情况。这些属于人的故事能够超越时间和地点。

如果你仅仅围绕一个话题，就有可能遭遇过时的风险，因为话题会变。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学者们争论中国飞速发展的经济会不会导致国家分裂。现在这种争论显然已经不成问题了，如今再看，所有那些有关“中国会不会分裂？”的书看起来都像是久远的历史。一本讲奥运会如何改变中国的书可能在未来几年之后也会带来同样的感受。我想，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里的名句——拿破仑军队里最底层的士兵的生活，比拿破仑本人的生活更重要——同样适用于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当你回头检视这个时代，很可能那些大事件都已让位于表层下个人的生活变幻，变得不再那么重要。

我们所习惯读到的那些有关中国的内容——不同政见者，抗议，污染——很多在你的书里都难觅踪影。你是否有意识地避免这些话题？

没有，我只是对农民工们愿意谈到的话题做出反应，而以上这些话题几乎从来没有被提起过。传统上记者采访常常会问一些诱导性的问题。当记者在截稿紧急的情况下工作时，这是难免的；要写出一篇报道最快的方法就是选定一个主题，然后据此提出问题。如果你走到一个中国人面前，问：“你对政府满意吗？”很可能你会得到满耳朵的抱怨，说官员无耻又腐败，在全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真实情况可能就是这样。但如果你花上两年多的时间，跟某个人长期相处，而有关政府这种话题从来都不会提起，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你知道她真正介意的是什么，或者说完全不介意什么。

在为此书做调研的过程中，我放弃了新闻采编的程式技巧，不再提前在笔记本上写出一堆问题，然后在采访中挨个问过去。我发现最好的方法就是跟她们度过一天，静静地观察，看看会发生什么。她们当时想到什么话题，我们就聊什么——恋爱，找工作，跟父母的争执，等等。在我跟敏和春明认识这么久的时间里，她们几乎从不谈论政治，这很能说明问题。有一次敏曾问我，“现在谁是毛主席？”她就用这种方式来描述国家的领导人，对于当前的政治人物，比如江泽民，胡锦涛，她都一无所知。还有一次，春明带我去一家挂着毛泽东像的湖南饭馆，她向我解释说毛是个伟大的诗人，敢于违抗传统，娶他心爱的女人。对她来说，这就是毛主席的全部意义——经过她的再创造，毛成了一个浪漫的英雄。

这种周期长，开放性结局的报道模式有什么缺陷吗？其中有没有哪个故事没有像你预料的那样发展？

花费的时间很长，而且不能保证故事会朝你希望的方向发展。我刚认识敏的时候，她才刚说服老板，从车间流水线调到了文员的职位，我有点担心往后她的生活会太稳定，没什么可写的。但其实情况不是这样。从另一方面讲，我对东莞的报道充满了失败的故事。事实上，这本书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败的故事，讲的是我在一个广场上遇到两个女孩，却再也没能见到过她们。那件事让我深刻地认识到，在一个工业城市里与人失去联系是一种多么核心的人生经历，于是这成了贯穿此书的线索之一。

关于裕元鞋厂的那一章，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个失败的故事。我最初的想法是一段时间内追踪一个紧密的朋友圈，观察他们如何互动交流，工作，恋爱，互相支持，或是分道扬镳。但我没找到这样一个圈子。我遇到的那些女孩都防备心重，守口如瓶；她们不会吐露心声，经常跟同事和同屋的室友形同陌路。我认识到，我的主角就是鞋厂本身，女孩们在它的阴影之下来去匆匆。这就是读到这一章的末尾时，我希望你留下的印象——铁打的工厂流水的妹子。

春明的故事也没有照我的预料发展。当她决定放弃自己创立的工业模具公司，专心学习英语的时候，我很兴奋——这就是我这本书最完美的结尾，对全球化的一个精妙的隐喻。而我又一次见到春明时，她已经放弃了学英语的计划，加入了一个卖营养品的传销组织。这可不是我想象中的结尾，但在东莞这样一个地方，生活的真相就是这样。我想我学到的教训就是，你得让故事带着走，经常能走到比你想象的更加古怪的地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