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袜子都抽丝了简妮来到了一个寂静而寒冷的园子

她发现自己桌子的玻璃板下，多了一张名片。那张名片属于一个叫Nancy Collins的人，她在美国一家咨询公司，是HR Consulting Manager。那上面有个上海的电话，还有地址，就在波特曼酒店。简妮猜想，这张名片，一定是毕卡迪先生给自己的。这样，那个HR，就应该是人力资源的意思。他这么快就知道她马上需要这种名片，那种无所不在的精明，让简妮很不舒服，但却不得不感激。简妮将那张名片从玻璃板下抽出来，夹进自己的皮夹里，刚刚的羞耻，愤怒和惭愧，在心里变成了恼羞之怒。“Bitch。”她心里恨恨地骂。然后，又想，人家给你的是救命稻草，你还要骂人，这不是更Bitch？

许宏已经彻底离开公司，新的中方代表要到元旦以后才来上班，克利斯朵夫在电话上忙着与人商议怎么过圣诞节，在哪里碰头，到哪里去吃涮羊肉。听上去，好象那是克利斯朵夫毕业以后第一个圣诞节，班上留在上海的同学要在一起聚会。克利斯朵夫在接电话的时候，总是先压低嗓子，报出自己英文的名字，显示出自己的职业化。

简妮想起范妮。上海人刚恢复过圣诞节习惯时，圣诞前夜常常有家庭舞会。那时，家里的电话都是找范妮的，都是商量穿什么裙子，带什么礼物，象克利斯朵夫现在一样。范妮总要花好久打扮自己，她总是将候选的衣服摊了一床，一套套地试，久久不能决定。寒冷潮湿的上海隆冬，范妮常常就穿九月初秋穿的棉布衣裙去过圣诞夜，因为外国人从来不穿太厚的衣服。室内太冷了，所以，她把爷爷房间里的咖啡色煤油取暖炉搬到她们房间来，那个暖炉并不能让整个房间里都暖起来，反而散发出一股煤油的刺鼻气味。范妮总是在那微弱的暖意里，微微哆嗦着换衣服。在她为不同颜色的裙子配不同颜色的长丝袜时，简妮看到她大腿上被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最后，总算定当了，范妮就冲一个热水袋抱着，披着大衣。范妮的大衣是黑色的呢斗篷，很大，很长。她裹着它站在窗前，让简妮想起来《法国中尉的女人》里面，那个背叛整个社会的女人就裹着式样一样的黑斗篷，站在英格兰狂风怒吼的海边。简妮猜想，范妮的大衣就是按照那个样子，找裁缝做的。她从来就喜欢按照外国电影里的式样做衣服。

简妮想，她就是这样可以舍得一身剐，得到的，也仅仅是一身剐的巨痛。而克利斯朵夫他们，倒心安理得地安排自己的圣诞节。

简妮不是一个放纵自己感情的人，尤其不肯让自己沉湎于幽怨。她打断了自己，站起来，开始整理文件，文件柜里有纸张和油墨的气味，一排排塑料格子里，放着不同的报表，会议记录，新产品开发流程，总结。简妮突然感到，自己真的不舍得这个工作，不是面子上的，感情上的问题，而是真的喜欢济身于一个外国商品在中国一点一滴的成长。冬天是香水的淡季，但She新开发的温暖的麝香香型，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东北，都有不俗的销量。简妮认为，这也是自己的成长。

简妮悄悄照名片上的电话打过去，那个Nancy Collins已回家过节，要到新年假期以后才回上海。等挂断电话，万念俱灰时，简妮明白自己不想马上回美国去，在一家美国海外公司工作，这痛苦居然吸引她，诱惑她，让她不甘心。

这天下班，简妮经过走廊里的那个散发轻微臭气的厕所，它正大开着门，从里面传来水箱漏水的潺潺水声。经过在风中“哐哐”作响的洋铁皮标语牌，此刻，再看到那上面雄壮的美术字：携手奔向美好明天，简妮觉得它们充满了中国式的假大空，以及恬不知耻。然后，她看到了Tim的白色林肯车，象一只大鸟一样匍匐在标语牌的阴影里。Tim今晚还要处理一些文件，他明天就要离开了。等他回来，就是和另一个秘书相处了。简妮跨出公司大门的那一刻，觉得自己象被丢出来的一样，她的身体不由的往前冲了冲。

傍晚的街道上，空气中流动着白天残留着的阳光的暖气，西伯利亚的寒流正在南下，在寒流将至的前夜，上海总会格外暖和，就象回光返照。西边的天空中，布满鱼鳞般金红色的晚霞。在美国通常缠在圣诞树上的彩灯，被对面的酒店缠在自家门前的梧桐树上，将那棵圣诞树当是圣诞树的意思。明亮的面包店里传来圣诞歌声，地摊上堆着一叠叠廉价的圣诞卡，那是盗版的。四周的一切都象往常一样，没人理会到简妮生活中发生的大事。简妮站在街沿上，就象绝大多数整天在空调房间里伏案的白领那样，拎着黑色的电脑提包，默默呼吸街头的新鲜空气，带着刚刚从工作中脱身出来的茫然，心里盘算要到那里去消磨这个晚上。她站着，看到梧桐树下有亮着红色空车灯的出租车缓缓向她靠近，出租车司机以为她在等车吧。突然，悲痛在她心中爆炸，里面夹杂着的恐惧，失望，无助，惭愧，怨愤和自责。它们在她心里如同弹片那样四处飞溅，到处留下血肉模糊的可怕伤口。简妮突然想，也许范妮在知道鲁不和她结婚，也不要她肚子里的孩子的时候，也经历过这种疼痛难忍的悲痛吧。她们从来不是好姐妹，但她们却仍旧一脉相通，分享共同的宿命。